安全與您


國家安全是保障公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基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安全依賴於國家安全這一根本保障,沒有國家安全將必影響國計民生,也談不上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

維護安全是澳門保安當局的法定職責,更需要澳門廣大市民的支持和配合,故我們將適時地透過此欄目發佈有關安全的訊息,讓大家共同努力,維護國家和澳門的安全。

《打擊電腦犯罪法》為澳門有效打擊電腦犯罪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但該法律自2009年8月生效至今,社會及科技急速發展,為市民帶來新生活方式、模式的同時,亦衍生出許多現行法律難以應對的新型電腦犯罪手法。故此,為應對電腦犯罪形式和型態的改變,須適時檢視法律未能適用的情況,及時修補相關漏洞,填補法律空白,才能在制度上和能力上有效應對新型電腦犯罪帶來的挑戰。

保安司及司法警察局總結了過去十年執法實務經驗,以及近年來電腦和網絡犯罪的新形勢,針對澳門現實情況和困難,經過充分及深入的分析研究,建議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進行修法:

(一)將偽基站獨立成罪;

(二)加強對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和其他重要實體電腦系統的刑法保障;

(三)依法提取澳門以外的電腦數據資料副本作為刑事訴訟程序的證據;

(四)將違反職業保密、不正當揭露安全關鍵漏洞的行為獨立成罪。

尤其是上述第(三)點的修法內容備受關注,由於當中涉及較為複雜的法律及技術問題,故在此僅對該點展開詳細論述,作如下說明。

一. 當前就跨境雲端服務環境下電子證據的獲取所面臨的困難

隨著互聯網、跨境通訊及雲計算技術的飛速發展和普及,電腦數據資料跨越地域界限,儲存於不同司法管轄區已成為常態。近年在調查各類犯罪、尤其是網絡犯罪,發現有不少犯罪份子將涉案電子數據資料不再單純儲存於本澳境內,而是儲存在雲端服務平台上,該等做法從技術和法律層面均給偵查、取證等工作帶來巨大的挑戰。

目前涉及獲取儲存於境外雲端服務平台上的電子證據,只能通過傳統刑事司法協助程序在雙邊或多邊框架下開展。但是,司法協助程序複雜且耗時,請求往往得不到及時回應甚至未獲回覆,重要的電子證據可能已經滅失,結果導致刑偵工作不能有效開展甚至被迫中止調查。

在互聯網時代司法協助顯然已不是最佳方案,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只適用於能夠明確識別雲端服務提供商及數據儲存地的情況。由於技術上存在一些匿名化或被故意隱蔽的互聯網服務,例如:“深網”、“暗網”、詐騙網站、非法賭博網站等,其網站服務提供商及數據儲存地往往是不明確的,並且無法通過常規方式訪問及追蹤。這類巧妙利用互聯網技術隱藏其真實身份及犯罪事實的手段,對案件偵查及電子證據獲取造成極大困難。

二. 各國應對跨境電子取證的新模式

為應對上述困難,很多國家或地區,比如美國、歐盟(尤其葡萄牙)、中國、新加坡等,已因應互聯網技術發展及雲端服務的特性,立法對互聯網電子數據取證採取新措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措施之一就是已被多國採用、並獲各國普遍認可的“網絡在線獲取”,該措施是指依法在線獲取公開的數據資料,或透過從合法途徑取得之涉案電子設備,在線獲取設備所能直接連接的互聯網服務之數據內容。

三. 依法提取澳門以外的電腦數據資料副本作為刑事訴訟程序的證據

為適應網絡時代之特性,並滿足澳門執法工作之需要,本次修法建議刪除《打擊電腦犯罪法》第十六條第一款(六)項規定中“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地域限制表述,以採納“網絡在線獲取”新模式,但這並沒有改變本澳現行的刑事程序,即警方仍必須先請求司法當局批准,由司法官按案件實際情況依法作出批示許可或命令後,才可循合法程序扣押的電子設備,依法在線獲取該設備所能直接連接的互聯網服務之數據內容資料副本作為刑事訴訟程序的證據,而不論該等電子數據資料是儲存於澳門境內還是境外。同時,對“深網”和“暗網”等雲端服務提供商及存儲位置不明確的電子數據,也可依法適用網絡在線獲取措施進行取證,從而解決目前執法部門在偵查、取證等工作上遇到的困難。

四. 結語

隨著電腦及網絡犯罪手法不斷演進,相關的刑事法律制度亦應隨之及時修訂完善。是次將進行的《打擊電腦犯罪法》修法工作,能令司法當局和執法機關擁有更完善及更具針對性的法律支持,從而保障偵查、取證等執法工作的有效展開,提升預防和打擊電腦犯罪的成效,維護網絡安全,保障廣大市民的合法權益和整個社會的長治久安。


一、《網絡安全法》簡介及意義

第13/2019號法律《網絡安全法》已於2019年6月24日公佈,並將自公佈滿180日後,即2019年12月22日起正式生效。《網絡安全法》旨在建立及規範本澳的網絡安全體系,主要內容包括網絡安全管理活動的參與主體、網絡安全體系的組織框架、網絡安全義務和行政處罰制度等內容。

《網絡安全法》回應了本澳社會對網絡安全日益增加的需求,順應了網絡空間法制化的國際趨勢,填補了本澳此前相關防護性管理法律制度的空白,標誌著本澳網絡空間領域治理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對於強化本澳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的網絡安全防護能力,提升網絡安全管理水平,有效防治各類網絡安全風險,以保障澳門社會以至國家安全,都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二、當前本澳網絡安全工作的重點

作為一部框架性法律,《網絡安全法》的有效實施,尚需要相應的法規配套和具體工作予以保障,因此自《網絡安全法》公佈後,當局正積極推進以下四大方面的工作:

(一) 制訂網安體系運作規範

《網絡安全法》規定,本澳網絡安全管理體系由網絡安全委員會(簡稱“委員會”)、網絡安全事故預警及應急中心(簡稱“預警及應急中心”)及網絡安全監管實體(簡稱“監管實體”)三類實體組成。就該體系的具體組成、權限及運作方式,當局已草擬相關補充性行政法規,並交由法務部門提供意見,爭取年內與《網絡安全法》同步實施。另外特區政府還將通過補充規範性文件,指定監管實體及受該等實體監管的關鍵基礎設施私人營運者的具體名單,將網絡安全管理權責和相關義務落到實處。

(二) 制訂網安技術規範配套

由司法警察局、行政公職局及郵電局聯合組成的“跨部門網絡安全標準制訂工作小組”,現正積極草擬相關的技術規範文本,以作為將來營運者開展網絡安全活動的基礎依據。首階段的技術規範主要包括以下兩部:

1. 《網絡安全―管理基準規範》,主要是向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提供電腦系統安全保護等級評定、風險評估等最基本管理標準和技術要求,讓營運者能夠據此再結合機構實際情況,制訂出適合自身運作需要的網絡安全管理制度,保障其所使用的資訊網絡和電腦系統,以及所管有數據資料的安全性,從而強化營運者的網絡安全預防及應變能力。

2. 《網絡安全―事故預警、應對及通報規範》,旨在訂定網絡安全事故預警信息的發佈機制,並向營運者提供應對網絡安全事故的一般指引,還有事故通報的程序及要求。營運者需要按照該規範,自行制訂應對預案,以及事故通報流程等,以利營運者在不幸遭遇網絡安全事故時,能夠及時作出有效的應對行動,致力降低由此對關鍵基礎設施所造成的不利影響。

(三) 規劃實施電話卡實名制

電話卡實名制是《網絡安全法》另一項管理工作重點。電話卡實名制不是一些國家或地區所實施的“網絡實名制”,具體內容只是:用戶在購買電話卡時,需要向電信營運商提供真實的身份資料以作查核與登記;而在使用該電話卡訪問互聯網(例如在Facebook中開設帳號、在討論區發表言論等)時,用戶不需要使用真實姓名。持卡用戶的身份資料由電信營運商負責管理,並且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所保護。

為了電話卡實名制的實施,《網絡安全法》第24條規定在該法生效後設有120天過渡期,供電信營運商為此做好必要的準備。另外,為了使該制度能同時兼顧客戶的便利,目前有關部門正與網絡營運者,就順利推行電話卡實名制的實施規劃進行商討,預計將以全電子化的快捷方式,對持卡用戶的身份資料進行登記與查核。

(四) 推展網安宣傳普及工作

《網絡安全法》將於今年12月22日生效,當前社會除了要做好相關準備工作外,更重要的是讓政府、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以至廣大市民充分認識《網絡安全法》的重要意義,尤其是讓網絡安全管理的各參與方瞭解其應遵義務,持續強化社會各界對網絡安全的意識,以利法律將來得到有效實施。為此,有關部門正循不同渠道,積極開展《網絡安全法》相關的宣傳活動,務求讓相關的監管實體和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明瞭彼此的角色、責任和合作關係,致力推進各項網絡安全管理工作,共同營造安全的網絡環境,確保社會關鍵基礎設施的正常運作,持續造福公眾。


《民防綱要法》法案已於今年6月10日獲立法會一般性通過,現正進行細則性討論。與此同時,保安當局也持續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與建議,並將在之後的立法進程中,與立法會緊密配合,共同完善法案文本,促進落實本澳民防制度革新。

此前,《民防綱要法》的部分內容引起一些爭議,其中討論最為激烈的當屬第25條“突發公共事件下的妨害公共安全、秩序與安寧罪”。為此,本文選取了周邊及歐洲的一些與澳門同屬大陸法系的國家及地區之相關法律,與《民防綱要法》進行對比,以考察該罪當前的設置是否合理。這些國家與地區中,中國台灣地區和韓國與本澳相仿,都設置了專門的法律以處罰編造、散佈虛假訊息的行為;而中國內地、法國、瑞士、冰島及匈牙利則都將此罪規定在《刑法典》之中。下文將具體比較上述國家和地區相關罪名的適用時間限制、行為方式、訊息內容、危害後果及刑罰幅度:

其一,時間限制條件,這是法律能夠適用的前提。《民防綱要法》第25條規定了明確的適用時間要求,即澳門處於“即時預防或更高級別的狀態維持期間”;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關規定則沒有這一限制。

其二,行為方式。《民防綱要法》將“編造”及“散佈”虛假訊息的行為都納入了處罰的範圍,而上述除瑞士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也都採取了相似的規定。這是由於“傳播或散佈”會放大謠言對社會的危害,其程度很多時候並不亞於“編造”行為。當然,上述法律對“傳播”行為的處罰都作了嚴格限制,一方面要求傳播者明知資訊的虛假性,另一方面傳播者還需認識到傳播虛假資訊足以引起社會恐慌。符合以上兩點,實際上已經足夠體現出傳播謠言者對公共安全秩序存在明顯的惡意。因此,並不會出現公眾所擔心的,無心傳謠者誤墜法網的情況。

其三,訊息內容方面。《民防綱要法》明確限定為“與突發公共事件及其應對行動的內容或情況有關”;內地刑法規定為“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台灣地區與法國刑法典要求內容與災難相關;瑞士與冰島使用“對他人的生命、健康或財產造成危險”;其他國家則未作明確限制。

其四,對於是否要以相關行為引發實際危害後果作為處罰前提,各國及地區的規定不盡相同。大部分國家與地區採用了“足以造成危害結果”的標準。如《民防綱要法》規定“客觀上足以引起公眾恐慌”,台灣地區《刑法典》將其表述為“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法國《刑法典》則使用令人相信已發生災難的虛假消息,且足以導致不必要的救援”。與上述國家和地區不同的是,韓國《電氣通訊基本法》規定只要實施了“為損害公共利益而利用電信設施或設備公開傳播虛假資訊”的行為即構成犯罪;而內地《刑法典》與瑞士《聯邦刑法典》則分別要求必須實際出現“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或“使公眾陷入恐慌之中”的結果才可進行處罰。

其五,刑期幅度方面,這裡僅比較自由刑。《民防綱要法》與法國、匈牙利《刑法典》的基礎最高刑期均為2年,而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基礎刑幅度均為3年以下徒刑。此外,除法國、瑞士及冰島外,其他國家和地區都規定了加重刑罰的情況。《民防綱要法》第25條規定,當行為人實施了編造並傳播虛假訊息的行為,又實際造成了該條第2款的危害結果,則刑罰上限增加至3年;行為人屬第十三條規定的民防行動參與者,則刑罰加重三分之一;因此,最高刑期為4年。韓國《電氣通訊基本法》則規定,若行為人屬於電訊業務職員,則法定刑上限提升至10年。而台灣地區《災害防救法》更是規定,若造謠行為致人死亡,則最高可處無期徒刑。值得一提的是,《民防綱要法》是上述國家或地區中,唯一減輕對“傳播或散佈”行為處罰的法律。

綜上所述,透過與其他國家及地區相關立法之比較可以看出,《民防綱要法》第25條的設置既參考了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立法經驗,又根據本澳社會的實際情況進行了調整,在適用時間、行為方式、訊息內容等方面作了嚴格限制,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公眾的言論自由,整體量刑幅度較輕且層次分明,同時包含了減輕及加重的情況,設置較為合理。

附錄:各國或地區相關規定的對比
國家或地區適用時機處罰行為構成犯罪是否要求實際發生嚴重後果基礎最高刑加重最高刑
澳門特區“即時預防或更高級別突發公共事件狀態”編造及傳播2年4年
中國內地任何時候編造及傳播3年7年
台灣地區任何時候編造及傳播3年無期
韓國任何時候編造及傳播3年10年
法國任何時候編造及傳播2年---
瑞士任何時候恐嚇或欺騙3年---
冰島任何時候編造及傳播3年---
匈牙利 任何時候編造及傳播2年5年

三、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

作為一部框架性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有效實施仍需要相應配套的法律法規予以保障。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保安部門積極推進國家安全領域中的多個重要配套法律法規的立法、修法工作,取得了良好進展。

(一)制定《網絡安全法》

網絡安全是非傳統安全的重要部分,不僅關係到國家安全,也與公眾的生活息息相關。然而,澳門長期以來缺乏網絡安全方面的基礎性法律。2015年起,保安司司長根據行政長官的指示,協調統籌多個相關部門組成聯合工作組,共同草擬《網絡安全法》並推進相關立法工作。該法案已於日前(2019年6月6日)通過立法會細則性表決,將於公佈後滿一百八十日起生效 。這一法案的通過和實施,將有助於相關部門開展網絡安全維護工作,保護個人及公共網絡資訊的安全。同時,也有助於提升本澳社會對資訊安全的重視程度和應變能力,從而更好地維護網絡空間的國家安全。

(二)修訂《司法組織綱要法》

2019年2月20日,立法會細則性審議通過第4/2019號法律,對《司法組織綱要法》進行修訂,新增了第十九-A條 “特別情況下的刑事管轄權”。該條文規定,針對《維護國家安全法》所規定的罪行,審理法官應由法官委員會在依法確定委任且為中國籍法官中預先指定;參與訴訟的檢察官亦應由檢察長從確定委任的中國籍司法官中指定。這一修訂避免了外籍司法官處理危害中國國家安全案件中身份上的尷尬情形,從而更好地從司法程序上維護國家安全。

(三)修訂《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

特區政府保安部門根據需要已啟動《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的修訂工作。目前修法的公開諮詢已完成並向社會公開了總結報告,下一步將盡快完善法案文本並呈交行政會。隨著修訂工作的完成,將有助解決警務及其他部門在涉及出入境、逗留及居留事務的執法時所遇到的困難,以更有效地預防及打擊出入境相關犯罪活動,保障澳門社會安全。

(四)制定《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

在刑事偵查監聽制度方面,因技術的發展與法典穩定性的需要,特區政府決定以單行法方式完善相關內容。特區政府保安部門經徵詢各方意見並深入研究,起草了《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法案,主要修改和更新了適用對象、截取類型及方法等。該法案日前同樣也已向社會公開了咨詢總結報告,接下來將待法案進一步完善後呈交行政會。

(五)制定《預防、調查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及相關行為的制度》

當今,恐怖主義依然是世界和平發展的最大威脅之一,本澳目前雖然沒有受到這方面的嚴重影響,但居安思危,特區政府亦做好了相關立法準備。此前,特區政府已制定和通過了第3/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並透過第3/2017號法律進行了完善,但其涵蓋的內容及範圍還存有一定不足。為了更有效地預防和打擊恐怖主義犯罪,根據行政長官的指示,保安範疇相關部門開展了制定《預防、調查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及相關行為的制度》的工作。目前,該法案的草擬工作已基本完成,將爭取盡早展開進一步的立法工作。

四、結 語

今後,澳門特區政府將持續做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各項工作,進一步加強相關宣傳教育並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規,使澳門社會各界都能理解國家安全含義、認識國家安全形勢、深化國家安全意識、牢記國家安全使命,共同為維護國家安全盡一份心力,從而為實現澳門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基礎。


維護國安,人人有責。只有讓公眾了解何謂國家安全,為什麼要維護國家安全,才能使他們肩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為加強澳門民眾對國安的認識以及維護國安的意識,2018年4月15日,配合“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區聯絡辦公室聯合於澳門回歸賀禮陳列館舉辦了首個“國家安全教育展”。展覽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期間累計參觀人數超過18,000人次,相關專題網站瀏覽次數突破20萬。

特區政府與澳門中聯辦決定今年4月15日繼續聯合舉辦第二屆“國家安全教育展”。根據行政長官的指示,本次展覽仍由保安司司長辦公室承辦,籌備過程中,行政長官辦公室聯同保安司司長辦公室與中聯辦公關部緊密溝通,並與特區政府各協作部門共同積極開展了有關工作。

特色鮮明的主題

本次展覽與去年相比,同樣包含四大主題,但其名稱與所包含的內容有較大變化,分別是“復興之路”、“居安思危”、“安全與發展”及“我們的責任”。

“復興之路”,透過對中國近現代歷史中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的回顧,使觀者了解國家所經歷過的屈辱歲月以及其後發生的重大變革,直觀感受偉大祖國一路從苦難到繁榮、從貧弱到富強的曲折發展歷程。

“居安思危”,詳細介紹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涵與外延,所涵蓋的五大要素、五對關係與十二個重點領域;同時也展示了當今我國所面臨的各種安全隱患,警示公眾即使處在當下安定祥和的社會環境中,也要重視國家安全,時刻警惕潛在的安全威脅。

“安全和發展”,透過展現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門特別行政區自回歸以來在各領域所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使觀者了解“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保障”這一重要關係。

“我們的責任”,透過展示過去澳門各界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工作與成果,使觀者切實感受到維護國家安全不但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也是包括本澳居民在內的每一個中華民族兒女的應有之責。

與去年相比,今年的展覽主題更加鮮明,內容更加豐富,編排上縱跨不同時間、橫跨不同領域而更有邏輯性與層次感,使得觀者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等內容有更清晰的認識,從而深刻意識到自身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豐富多樣的形式

本次展覽的形式仍以圖片配以文字說明為主,數量從上次的60幅增加至近300幅,同時亦在展區增設約20個電子屏幕用於播放相關影片及圖片集。除上述內容外,為增加觀賞性,也為令觀者能有更直觀的認識,展覽還新增加了殲20戰鬥機、北斗導航衛星、遼寧號航空母艦、復興號高鐵列車等實物模型。

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為了進一步加強這一群體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展覽新增了遊戲互動區,設有多個不同難度、不同內容的有獎遊戲,對象主要為高年級小學生、中學生及青少年團體。

此外,今年繼續開設相關專題網頁,並加入可作360度觀看的虛擬展場,可帶給瀏覽者身臨其境的感受,令公眾在展覽結束後仍可隨時進行回顧。

絡繹不絕的觀者

本次展覽開放至今受到了社會各界的積極響應,累計參觀人數近35,000人次,這一數字大大超過了去年。在教育暨青年局、高等教育局、各高校、中小學校以及青年團體的積極組織與配合下,青少年參觀者的人數超過萬人,佔總人數的比例超過三分之一。參觀後公眾的反響熱烈,其中青少年的收穫最多。有高小學生認為,澳門回歸後治安愈來愈好,很幸運自己能生活在安全的地方和時代,並表示要讀好書,將來報效祖國;另有學生表示,透過展覽明白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同時懂得了居安思危的重要性。少年強則國強,過去強調得更多的是身體上的強健,而本次展覽不但為本澳青少年樹立了正確的國家安全觀,同時也使他們了解了祖國的歷史,明白了維護國安的重要性,使他們能夠嚴格要求自己,將來為國家的安定與繁榮盡自己的努力。

維護國安,宣教為先,本次國家教育安全展於5月15日圓滿結束。從效果來看,本次展覽完成了其承上啟下的作用,既是對首屆展覽主題的總結與延續,同時也汲取了相關經驗,在形式和內容方面做了諸多改變與創新,為今後再次舉辦相關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澳門特別行政區肩負著成為國家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中心城市”的重要使命,維護國家安全是特區義不容辭的憲制責任,本次國安展成功吸引了更多的澳門公眾,特別是青少年的參加,使得愛國愛澳的精神得到了推廣與傳承。


國家安全是一國的核心利益所在,是國家繁榮昌盛、人民安居樂業的根本保證。習近平主席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保證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 過去的一年中,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做了多項工作,其中,對國家安全負有重大職責的特區政府保安部門,在完善機構設置、加強教育工作、健全法律體系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設置

(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特區政府於2018年7月6日制定了第22/2018號行政法規《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同年9月3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上述行政法規,決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委員會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保安司司長擔任副主席,是協助行政長官就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進行決策並負責執行統籌工作的機關。委員會職責為統籌、協調澳門特區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的工作,分析研判澳門特區涉及國家安全及社會穩定的形勢,協助制定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政策,推進澳門特區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法律制度建設和處理其他相關事宜。

根據上述行政法規,委員會至少每半年舉行一次平常會議。2018年10月5日,委員會召開首次全體會議,就本澳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和組織建設工作進行了討論,總結以往的工作成績與經驗,並為將來更有效地落實《維護國家安全法》,開展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方向性指引。2019年4月4日,委員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委員會主席、行政長官再次強調了維護國安工作的重要性,並宣佈了本年度的相關工作安排,指示各部門共同努力,以迎接今年國慶七十周年、澳門回歸二十周年、行政長官選舉以及特區政府換屆等一系列重要慶典及政治活動。隨後,保安司及行政法務司方面的代表分別匯報了各自範疇內去年維護國安工作的成效以及今年相關工作的籌備情況。

(二)擬設立相關配套執行機構

由於委員會只負責輔助決策和執行上的統籌,不具備涉及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行政權力,因此仍需要落實具體工作的執法部門。經研究,司法警察局於2018年啟動修訂組織法的工作,建議將維護國家安全明文規定為該局的法定職責,並設立專責預防和調查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廳級附屬單位——保安廳,以應對具高度機密性、特殊性和複雜性等特徵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目前相關法案已基本完成,正待進入立法程序。

二、推進維護國家安全的教育宣傳工作

(一)與澳門中聯辦成功合辦兩屆“國家安全教育展”

2018年4月15至30日,特區政府與澳門中聯辦聯合舉辦了首屆“國家安全教育展”。保安司司長辦公室與其他部門積極合作,順利完成了這次展覽工作。展覽透過60幅展板及專題影片,介紹了總體國家安全觀、依法維護國家安全、傳統與非傳統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全民有責等四部分內容。展覽活動取得圓滿成功,累計參觀人數超過18000人次,相關專題網站瀏覽次數突破20萬。

2019年4月15日至5月15日,特區政府與澳門中聯辦繼續舉辦第二屆“國家安全教育展”。本次展覽借鑒了去年的成功經驗,並在內容和形式上進行了擴展和創新,以期觀眾能從不同的角度加深對國家安全的認識與理解。展覽的圖片數量增加至近300幅、視頻增加至近30部,仍然分為四大主題,包括了:“復興之路”(建國前後的百年變革)、“居安思危”(總體國家安全觀)、 “安全與發展”(澳門各項安全保障和發展)、 “我們的責任”(以往本澳各界維護國安工作回顧)。此外,本次除圖片與視頻外,還展出了殲20戰鬥機、北斗導航衛星等實物模型,並新增了遊戲互動區,以吸引更多不同年齡段的參觀者。

(二)持續更新“安全與您”專欄

澳門特區政府保安司司長辦公室自2017年4月15日起在其網頁開設了“安全與您”欄目,持續介紹國家安全方面的資訊與知識。該欄目迄今已刊載近30篇文章,包括特首感言、總體國家安全觀、網絡安全、各國反恐法等內容。今後,該欄目將不斷擴展與完善有關國家安全的宣傳、教育內容。

(三)多途徑多方位開展國家安全教育與培訓工作

澳門特區政府尤其是保安部門,注重多途徑多方位開展國家安全教育與培訓工作。例如: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持續優化該校關於國防教育方面內容的培訓,使學員瞭解國家安全和周邊形勢,並將持續邀請駐澳部隊派員到校講授以國防教育為題的講座;司法警察局計劃組織“社區安全青年領袖計劃”及“滅罪小先鋒種子計劃”的學員赴內地參觀交流、扶貧及考察,強化他們的國家和民族意識;治安警察局持續派出升旗隊和警察樂隊到各所學校進行升旗儀式演示教學和演奏國歌等活動,培育青少年守法及愛國精神,增強對國家的認同。


恐怖主義是妨害當代社會穩定與發展的突出問題之一,任何國家和地區都不能置身事外。中國內地自上世紀90年代起也飽受恐怖主義的滋擾,近年來的“10‧28”北京金水橋暴恐事件、“3‧1”昆明火車站暴恐事件更是駭人聽聞。針對嚴峻的反恐形勢,中國內地陸續出台了一系列反恐法律法規,形成了以專門反恐法為基礎、以刑事法律為保障、以其他法律為補充的反恐法律體系和格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反恐怖主義法》)於2015 年 12 月 27 日通過,是一部以行政法、行政訴訟法為主,同時涉及刑法、刑事訴訟法、國家安全法等內容的綜合性、專門性反恐法律,共包含10章、97條條文。第一章“總則”闡明該法設立的目的,明確恐怖主義、恐怖活動、恐怖活動組織、極端主義等關鍵定義,以及反恐工作的基本原則;第二章至第九章分別規定了恐怖活動組織和人員的認定主體、程序與救濟,安全防範措施,情報信息處理,調查主體與流程,應對處置,國際合作相關問題,保障措施及法律責任(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的銜接);第十章“附則”規定了該法的生效時間並廢止之前的相關法律。《反恐怖主義法》的頒佈標誌著中國內地反恐法律體系趨於成熟,有四個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是明確反恐的基本原則與目標,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求對涉恐人員也要區別對待;二是闡明恐怖主義及極端主義的相關概念,使反恐工作更能有的放矢,也為其他法律提供幫助;三是明確反恐各項工作的執行主體、流程、救濟方式,使得反恐工作更加規範,有助於提高工作效率、優化資源配置;四是充當刑法與其他法律間的紐帶,解決了刑法規範與其他法律規範間的銜接問題。

中國內地刑法創立之初並不包含專門涉恐罪名,而是用故意殺人罪、爆炸罪等普通暴力罪名規制暴力類恐怖犯罪。內地1997年《刑法》創制第一個反恐罪名“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其後的《刑法修正案(三)》新增資助恐怖活動罪等三個涉恐罪名;《刑法修正案(八)》將恐怖活動罪納入特殊累犯;《刑法修正案(九)》則一次性增設準備實施恐怖活動罪等五個涉恐罪名,並對已有的數種涉恐罪名進行修正。內地現行反恐刑法的特點是:一方面,仍以一般暴力罪名,如故意殺人罪、爆炸罪、劫持航空器罪等,來規制暴力恐怖犯罪,涉恐因素則可在量刑時作為嚴重情節酌定從重;另一方面,規定了大量非暴力涉恐罪名,將幫助恐怖活動及恐怖活動的預備行為全部列入其中,力求斬斷恐怖主義之源頭。內地的《刑事訴訟法》也於2012年及2018年作了相應修改,對涉恐犯罪中偵查期間的律師會見、證人保護、監視居住及技術偵查等問題都做了特別規定;並規定在嚴格符合條件的情況下,涉恐犯罪人員外逃的還可以缺席審判。

此外,中國內地的《國家安全法》、《網路安全法》、《反洗錢法》也都對專門領域的反恐問題進行了規定。一些恐怖活動問題相對嚴重的地區,如新疆等,也在法律允許範圍內,出台了一些有針對性的地方反恐法規。

綜上所述,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與《反恐怖主義法》相繼通過,內地的反恐法律制度已基本成熟。當然,內地反恐法律中還有一些空缺及其他問題,有待進一步發展完善。總的來講,內地反恐法律制度既立足於本國特殊的反恐情況,也迎合了國際社會法治反恐的新趨勢,值得周邊國家和地區借鑒。


新加坡是一個以華裔居民為主的多民族、多宗教的法治國家,地理位置優越並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歷史上,新加坡受到的恐怖襲擊很少;2001年“9.11”事件之後,國際恐怖組織對新加坡的威脅大幅上升。面對嚴峻的反恐形勢,新加坡政府並沒有一味採取強硬的單純打擊政策,而是選擇了綜合治理的策略,即在嚴懲恐怖犯罪的同時,注重運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等多元方法來應對恐怖主義的綜合治理模式,旨在從源頭上遏止恐怖主義,並持續削弱恐怖勢力。

綜合治理的反恐策略在新加坡反恐法治中有充分的體現:

首先,新加坡反恐法治強調從源頭防範,保護少數群體、反對歧視,宣導正確的宗教觀念。針對新加坡國內的恐怖活動多源於宗教分歧與種族矛盾的情況,政府予以理性對待。早在1990年,新加坡議會就通過了《維護宗教和諧法》,禁止宗教機構或者宗教團體的領導人實施有害於宗教和諧的違法行為。依據該法律成立的維護宗教和諧的專門機構,為政府制定相關決策時提供建議。《新加坡反煽動叛亂法》與《新加坡刑法》嚴禁在不同種族與宗教群體之間故意製造矛盾的行為,基於偏見而危害種族或宗教和諧的行為,以及故意使用帶有種族或宗教歧視性的語言侮辱他人的行為等。

其次,新加坡反恐法治尤其重視嚴懲幫助恐怖主義的行為。為積極回應聯合國安理會2001年第1373號反恐決議,新加坡2002年7月及時出台了《反恐怖主義(制止提供資助)法》,之後又多次予以修正。該反恐法律之側重點為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幫助和資助的行為,而非暴力恐怖主義本身,其旨在切斷恐怖主義的經濟鏈條。

再次,新加坡反恐法治在懲罰恐怖分子的同時,也規定了諸多措施以改造和引導誤入迷途的涉恐犯罪者,促使他們改過自新,重歸社會。新加坡政府專門聘請心理專家對在押涉恐人員進行心理康復工作,並與宗教領袖合作,請教會派專人和在押涉恐人員探討宗教問題。在押涉恐人員依法被定期評估,當其人身危險性顯著降低時,他們可以同其他罪犯一樣被假釋,並由政府幫助重回社會。當然,這些被釋放的涉恐人員依法還要經受一段時間“限制令”的約束。

最後,新加坡還成功地推行了全民反恐戰略。這一戰略集中體現於“社區參與計劃”(Community Engagement Program)。該計劃之目的是要全社會團結起來以預防和應對可能發生的災害,去極端化與反恐則是其重要的內容。政府組建的“族群互信圈”機構依法專門負責引導與支持民眾參與這一計劃,具體內容包括與社會團體、宗教團體合作舉行學術會議,設立專門網站,向公眾宣傳正確的宗教理念及安全知識等。此外,該計劃還要求社區成立相關的安全委員會,構建危機管理體制。當發生恐怖襲擊等重大危機事態時,委員會應能與政府合作,準確及時地提供給相關部門資訊情報,並有效安撫社區居民的情緒,給予他們正確引導。

新加坡的反恐法治以綜合治理反恐策略為基礎,注重直擊恐怖主義源頭、切斷涉恐資金聯繫、盡力挽救改造罪犯、提倡全民參與反恐。在東南亞乃至全球的範圍內,新加坡的反恐法治堪稱成績斐然,值得其他國家與地區借鑒、學習。


二、反恐法律的現況

近年來,法國不斷致力完善其反恐法律和相關行動措施,尤其是在其接連遭受恐怖襲擊之後更為明顯:雖然法國在2012年12月21日頒佈法律,允許法國法院審理國民在外地所犯下的恐怖主義罪行,但隨著事態的發展越趨令人不安,該國自2013年以來再對三部法律進行修訂,使法國的法律體系能夠有效應對這種新型威脅。同時,當局的打擊措施變得更加嚴厲,比如法國《刑法典》可延伸適用於國民或以法國作為常居所的外國人在外地所犯下的恐怖主義罪行;又如在法國法律中引入新的出入境管理及查閱載有不法內容網站的警務措施,等等。

當處於嚴重違反公共秩序所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危險情況,或自然現象及極為嚴重的公共災難引致的事件時,法國政府可依法宣佈全國或部分地區、海外省、海外行政區域以及新喀里多尼亞進入緊急狀態。

緊急狀態始於一個非常特殊的背景,即1955年的阿爾及利亞戰爭,這種例外狀態在法國國內僅出現過三次,而在海外屬地也僅有三次。自2005年,面對社會動盪,動用緊急狀態令的範式也有了變化,主要目的是維護領土的完整性,以處理帶來動盪的社會運動。

2015年11月13日,法國巴黎及聖但尼不幸地發生恐怖襲擊,及後總統和政府在實施緊急狀態令三個月後提出新的法律草案,藉以改革刑事訴訟程序,以更好地打擊有組織犯罪。2016年5月9日,法國政府還提出了八十項關於打擊極端活動及恐怖主義的綜合計劃,包括在不同地區建立協助重新融入社會的中心及公民教育中心。可是,2016年7月14日尼斯恐襲後,持續實施的全國緊急狀態又延長了六個月。

法國當局自2015年11月13日晚上實施了特殊的緊急狀態令,並由於恐怖襲擊的原因延長了六次,一直生效至2017年11月。這種情況賦予當局在交通及出行方面的特殊權力,造成警方行政權力擴張,並允許經向歐洲委員會秘書長及聯合國秘書長說明理由後,暫時不適用《歐洲人權公約》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某些條款。

在這種邏輯下,基於緊急狀態允許行政當局集中重要的權力,出現了對該狀態的規範的需求。2017年夏天,法國政府表示有需要強化反恐法律武器,旨在消除持續實施的緊急狀態。

1、恐怖主義的定義

鑒於國際上沒有對恐怖主義訂定標準定義,故需促使恐怖主義成為法律定義,擴闊其罪狀,例如由妨害生命、損害他人身體、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使交通工具偏離航線、搶劫、勒索、損害建築物,以及清洗黑錢等特定的、公認其嚴重性的一般罪行,加入基於主觀標準的道德要素組成,即意圖透過恐嚇和恐怖手段嚴重擾亂公共秩序。為此,有必要對讚揚恐怖主義,尤其是煽動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和暴力的行為的人施以嚴重處罰。

2、緊急措施的標準化

該“新法”的目的是容許警察當局繼續行使其在緊急狀態下享有的權力,使該緊急例外性措施成為一般法的組成部分,這個轉變使1955年4月3日的法律制度得到延續。

僅在特定情況下,由預審法官預先介入並於事後由議會和憲法實施監督的緊急狀態標誌性措施,如作為對個人實施行政控制的軟禁措施、監視、搜查及扣押、關閉崇拜場所、定出安全範圍、空中和海上旅客數據管控,以及口岸、逗留及通訊的管控,成為了一般法的組成部分,並納入到2017年10月31日頒佈的新法律框架內。

儘管某些法律上的干預是基於安全考慮,但法國重申其尊重聯合國基於以下四大支柱:消除有利於恐怖主義蔓延的條件、預防和打擊恐怖主義、增加為各國服務的手段和強化聯合國的角色、保障並尊重人權和法治建構的法律框架,且屬於其內打擊恐怖主義的一員。


恐怖主義瀰漫全球,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人直接或間接被捲入宗教激進暴力或所謂“聖戰”之中,法國也無法獨善其身。儘管恐怖份子對外宣稱其恐怖主義行為是基於宗教之名,法國政府亦不厭其煩地說明其反恐不以宗教作為打擊目標,但是面對近年日趨嚴峻的發展形勢,為了保障國民的安全,法國政府為打擊恐怖主義訂立了三個原則:堅定、冷靜和團結,一方面開展了相關法律基礎建設,另一方面於警察部門、法院、軍隊和情報部門投入了前所未有的人力和物力,採取措施避免恐怖主義向該國蔓延;同時因應恐怖主義威脅模式已徹底改變,開始在國內收集有關恐怖主義行為演變及其作案手法等資訊,試圖提前探知和作出調整,以應對越趨複雜及難以預測的恐怖主義新型威脅及其犯罪手法。

一、反恐法律的演變

1、《反恐法》加入法國刑法體系後產生的一些轉變

事實上,法國政府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已投入打擊恐怖主義犯罪,並針對相關犯罪展開了立法工作,其後基於恐怖主義在法國的蔓延及其所呈現的嚴重程度,促使相關法律制度必須因應不斷變化、越趨複雜化及全球化的恐怖主義現象,作出相應的調整,以配合該國進行長期抗爭及更有效的預防。

首先,將恐怖主義訂為犯罪和創設新的訴訟制度。1986年9月9日,法國首次將恐怖主義訂為犯罪,並創設了一套特別的訴訟制度,包括延長拘留期間至4日、加強處罰、律師的參與推延至72小時、以及可在無需當事人同意下進行住所搜索、搜查及扣押等規範。1996年12月30日頒佈的法律則容許在調查現行犯、初端行為或在調查期間進行夜間搜索,還針對調查行動訂立了特別的行動部署規定,例如當局獲檢察院或預審法官批准後可在法律規定以外的時間進行扣押及搜索的調查滲入行動,並容許取得聲音和影像,在偵查時或之前實時截取電話通話。2016年6月3日頒佈的法律,則強化了打擊有組織犯罪及恐怖主義犯罪的刑事程序。

其次,制訂專門的反恐法律。1992年至1995年間通過的三部法律生成了一套特別的反恐法,對恐怖主義行為作出更嚴厲的處罰。至此,法國的反恐法從1986年原始框架演變成更具邏輯、全面涵蓋一切恐怖主義現象,即涉獵恐怖主義行為的方方面面、所有參與形式或實施的可能性的法律。基於這種演變,相對於一般法律而言,預防及打擊恐怖主義的刑事制度被視為一部特別的刑事法律。

1996年7月22日,恐怖主義在法國獨立成罪,其範圍擴至禁制正犯或從犯的支援組織、預防恐怖襲擊、准許司法當局在施襲前介入,以及瓦解與該網絡關聯的後勤單位及周邊組織,並將特定恐怖主義行為(如涉及生態的恐怖主義行為)、遏止藉不法組織實施的恐怖主義以及資助恐怖主義納入當中。而煽動、讚揚、誘發恐怖主義或其預備行為亦獨立成罪。

再次,程序的集中化。1986年頒佈的法律建立了一支集合法官、偵查員及檢察官的特殊隊伍:中央反恐部門,有權處理、調查及審判涉恐案件,並容許授予執法者重要手段及工具,以便打擊該類犯罪。

2、向先發制人邏輯的演變

根據法律傳統,刑法只有在犯罪既逐後才介入並加以懲處。然而,打擊恐怖主義的立法,除了要考慮監控的法定要件之外,還應具有先發制人的邏輯,訂立一些針對恐怖主義犯罪的預備行為或意圖的規定;列明被納入打擊恐怖主義法律內某些違法行為(組織、資助、煽動、參與預備行為),並強調該法律能夠涵蓋所有恐怖主義現象的特別性質。先發制人可理解為法律的角色變得主動,呈現出針對恐怖主義,預防勝於遏制的結果。

反恐行政法的出現旨在消除對恐怖主義威脅存在的疑慮及防止恐怖主義行為,加強上游干預(1995年制定的“警惕掠劫”計劃是一個監察及保護設施的計劃,在這一政策上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劃分中央及地方的責任,發展並維持監察文化,並對恐怖主義威脅或行動作出快速應變及協調。

2012年制定的《內部安全法典》也是針對恐怖主義而制定的行政法的組成部分,界定了國家在國內安全方面的使命。而2015年7月24日頒佈的《情報法》及2015年11月30日頒佈的《通信監察法》制定了這樣一個框架,情報部門獲許可使用新的情報技術,例如車輛標識、在私人場所取得聲音及圖像、收集電腦數據、進入電信網絡以追蹤被確定為具有恐怖主義威脅的人士,以及對出入法國邊境及境內活動作出管控等,這些強化了由2014年11月13日法律的措施。

3、反恐怖主義法的混合特點

上述變化凸顯了目前面對的一個事實,即行政當局及司法當局共同肩負打擊與恐怖主義有關的上游及下游犯罪的任務,從而形成反恐法“混合”刑法及行政法的特點。事實上,根據《刑法典》、《刑事訴訟法典》或《內部安全法典》等法律淵源,同一人可同時是訴訟程序及行政措施(例如禁止離境)的適用對象。

這項“新法”的主要特徵之一,是在反恐法律以及很多有關公共安全和秩序的法律規定中使用模糊的立法方式,以符合情報部門根據主觀推論、開放性或不確定的概念得出的結論性解釋,為法官在分析這些交集的複雜數據時帶來很多困難。

2014年4月,政府還制定了一項針對極端活動的行動計劃,設立免費專線,供民眾對可疑情事作出檢舉,因而獲得五千多條訊息,從而實施相關監控和阻止民眾前往參與所謂“聖戰”。


國際恐怖主義是困擾和威脅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難題。時至今日,面對世界範圍內暴恐案件此伏彼起的頻發趨勢,可以說,沒有任何國家和地區能夠完全置身事外。因而各國各地區都高度重視對恐怖主義犯罪活動的法律治理和綜合防控。

在對恐怖主義犯罪活動的防控對策中,世界各國各地區一項重要的舉措和成功的經驗,就是借助警務大數據應用的研究成果,積極而有效地預防和懲治恐怖主義犯罪活動。

何謂大數據?美國IBM公司提出大數據應具有5V特徵: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樣)、Value(低價值密度)、Veracity(真實性)。大數據的價值在於,通過對海量數據的高速規整、分析以盡可能地準確預測出接下來相關事物的發展趨勢或找出特定的規律。

從各國各地區的相關研究及實務經驗來看,可以運用大數據及相關計算技術,從以下幾個方面有效地預防及遏制恐怖主義:

首先,最為重要的,是在恐怖活動發生前,可以基於海量的數據之整理與分析,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預警措施。這一措施美國政府早在“9•11”事件發生之後就已開始施行,他們通過多種數據流程挖掘及涉恐風險特徵提取這兩個步驟最終得到一套積分預警系統。所謂多種數據流程挖掘方法,實際上是把大量涉恐人員及恐怖襲擊事件的資訊進行拆分、歸類。這種收集並不局限於本國家或本地區,而完全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已有數據,特別是聯合國安理會及其下屬反恐機構所公開的以及提供給會員國的資料。緊接著是涉恐風險特徵提取,實際上是將多種數據流程挖掘所規整出來的涉恐人員以及恐襲事件的各種數據再進行篩選,僅留下與恐怖主義相關的部分。最終這些通過檢驗的特徵會被納入積分預警系統。一旦某人或某一特定環境超過一定的積分閾值,則會成為重點關注對象。

其次,大數據在應對突發恐怖襲擊中也可以起到巨大作用。“9•11”事件之後,雖然歐美恐怖襲擊事件仍然頻發,但大規模的襲擊再也沒有發生,同類型恐怖襲擊的平均傷亡人數也在逐漸下降。這一方面歸功於預警機制的建立和各國警方應對恐怖襲擊經驗的積累,另一方面也是大數據分析應用於反恐工作的功勞。通過對大數據演算,人工智慧可以模擬恐怖分子的行為模式,並可以通過後續獲取的資料不斷修正。如此一來,即便沒有事前阻止恐怖襲擊的發生,警方也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結論進行戰略部署,以儘早阻止恐怖活動的蔓延,並將損害降至最低。據報導,美國馬里蘭大學所開發的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涵蓋了全球超過 17 萬起恐怖襲擊的案例資料,美國警方利用人工智慧對資料庫所做出的分析,已經對近幾年應對恐怖活動犯罪起到了顯著的作用。

再次,利用大數據也便於警方在事後快速找到恐怖分子,搗毀恐怖組織。防患於未然是最好的,但實際上警方不可能事先阻止所有的恐怖活動犯罪,因此事後追捕與緝拿恐怖分子、搗毀恐怖組織也是反恐工作中的重要一環。近年來,隨著基於大數據的音頻分析及人臉識別等技術的發展和有效應用於涉恐案件,恐怖分子無處遁形。最著名的莫過於“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的追捕過程,其中美國人工智慧公司帕蘭提爾開發的“帕蘭提爾科技”(Palantir Technologies)發揮了巨大作用。而這一技術的實質也是基於人工智慧對大數據所做出的分析。

最後,大數據在遏制網路恐怖主義方面同樣發揮著巨大作用。據報導,利用Twitter、Facebook、YouTube、Instagram等社交媒體在網絡上招募潛在恐怖行為支持者,已經成為“伊斯蘭國”(ISIS)等極端恐怖組織影響力擴張的重要途徑。針對這一嚴峻的反恐形勢,這些社交媒體公司已經著手共建歐盟互聯網論壇和共用行業資料庫,利用大數據內容檢測和分類技術,確定恐怖主義相關內容並加以刪除。借助新的大數據分析演算技術,僅 2017 年上半年,Twitter就刪減了近 30 萬個恐怖分子的帳戶,清除效率提升了約 20%;Facebook 則刪除了 99%的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的材料。

由於大數據龐大的承載量,以其為對象進行高速分析和演算,可以得出比傳統抽樣計算精確得多的結果,這在反恐工作中意義重大,有助於提高反恐工作的準確性和效率,從而兼顧到維護人權和防治恐怖犯罪的需要。


對於能否公開電話監聽或通訊截取的統計資料的問題,首先,單純公開警方進行截取通訊的數字和法官拒絕批准兩方面的數據,在實際中並不具備任何能夠實現監督的功能,因此,相信提出這方面訴求的人士並不滿足這兩方面的數字,而是要求類似香港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公布的數據種類,尤其還包括截取通訊的罪行主要類別、被逮捕人數、檢討的摘要、截取通訊的整體情況評估等12方面的數據和資料,但是,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的相關規定,案件在偵查階段屬於保密階段,所有訴訟參與人以及以任何方式接觸該訴訟程序及知悉該訴訟程序的任何資料的人士均對相關資料和內容負有保密義務

澳門司法保密制度旨在保護私人權利及特別法益,同時保障相關訴訟程序和訴訟行為的有效及順利進行。由於電話監聽屬於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調查取證的方法之一,從一開始就屬於嚴格的訴訟行為,自然屬於司法保密的範圍。可見,在本澳法律制度中,已有一套既定規則規範刑事偵查階段的保密性,在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下,刑事警察機關或負責調查的機關同樣需遵守司法保密的義務,無權將受司法保密約束的訴訟行為及文件內容公開,其中包括與電話監聽有關的資料。當然,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76條第4款規定,如認為對澄清事實真相屬適宜者,主持有關訴訟階段的司法當局(法院或檢察院)得將處於司法保密狀態的行為或文件內容作出告知或命令作出告知,而同條第6款則規定,在該款所指的某些具體情況下,司法當局可決定許可發出證明,讓人知悉有關行為及文件的內容。

而在訴訟的非保密階段,卷宗為法院所擁有,屬於案件組成部份的資料的公開也需要持案司法機關的批准。

事實上,我們在進行前期研究時,已注意到鄰近地區設有定期公開通訊截取統計資料的規定,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定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秘書處每年負責作成報告,並向立法會提交;台灣地區規定執行及監督機關、法務部,即多個機關每年須向當地立法機關提交報告。然而,上述地區設立此一規定實有其背景因素。例如台灣地區容許在緊急情況下,由檢察官許可進行監聽,又容許對口頭談話進行錄音,其審批權較本澳寬鬆,使用率相對高,由此,台灣地區在2014年修訂《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施行細則》時,才借鑑美國設立上述規定;至於香港特區的具體情況,保安當局日前已作出詳細說明,歡迎公眾進一步瞭解。

反觀本澳,現時進行公開諮詢、建議設立的通訊截取制度,並非一個全新的制度設置,它旨在完善現行《刑事訴訟法典》關於電話監聽的制度,修法背景及目的與上述提及的地區並不相同,制定目前正在諮詢的通訊截取制度,主要是為使這一法定獲取證據的方法,能適應當前通訊技術的急速發展,以及國際和本澳犯罪形勢的新變化。是次修法並沒有建議本澳設立國際上紛紛引入的緊急截取規定,又或容許對現場談話錄音,這正是考慮到澳門現行電話監聽制度已相當嚴謹,同時考慮市民可能的憂慮,而最終沒有引入相關內容。

雖然如此,本澳政府包括保安當局對於將來是否公開有關資料及是否設立部門負責統計及公開通訊截取相關資料持開放態度,歡迎社會各界繼續理性討論。惟須注意的是,即使社會普遍支持公開有關資料或設立有關部門,根據澳門現行法律制度,公開資料不能違反司法保密的原則,也不能侵犯司法當局的法定權限,而且,由於公布有關資料應是為了監督執法的目的,因此,該部門亦應獨立於刑事警察部門,應設置在司法部門,當然,其設立及運作亦絕不可違反司法獨立的原則,且必須符合司法實踐及司法制度之相關規定。無論如何,新制度或規範的設立絕不能盲目,不能動搖及損害本澳現行的司法制度。

綜上所述,《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諮詢文本建議的方案,是充分並綜合考慮了澳門現有法制、社會現狀,並在合理運用資源的大前提下作出,冀在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刑事偵查工作的保密性之間取得更佳平衡。上述制度仍在公開諮詢階段,司法界別、專業團體及廣大市民對諮詢文本充分表達意見,有助增進社會各界對建議方案的關注和瞭解。保安當局將持續廣納意見,根據澳門法律制度和行之有效的司法實踐,主動解說,冀讓公眾更深入瞭解現行制度及建議設立的通訊截取制度。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十二條闡明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三條更明確要求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由此可見,既然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所以在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等國家安全的問題上,具有不可推卸的憲制責任。為此,特區政府於2009年制定及頒佈第2/2009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如實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的憲制性責任,填補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空白。

然而,在《維護國家安全法》生效實施的這九年間,隨著國際形勢變化多端,世界格局錯綜複雜,我們國家安全已從政治、軍事及國土等傳統領域擴展至經濟、文化、社會、科技、資訊和生態等非傳統領域,形成“總體國家安全”,以應對所面臨的各種安全形勢;並設立了國家安全事務的頂層架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全面地對國家安全事務進行決策和執行協調,目前國家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法規已經有190多部,從而形成了全方位的法制保障。反觀澳門,現行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只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列舉的七種危害國家安全的傳統犯罪予以規範,其他相關立法配套的步伐未能跟上進度,顯然與“總體國家安全”的實際要求存在明顯落差。

根據《基本法》第二條的授權,澳門特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故第十八條規定除列在附件三的極少數全國性法律外,其他一律均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所以,現時國家已制定及生效的190多部涉及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法規大多都不在澳門特區生效實施,這種制度設計充分體現出國家對澳門特區有能力履行《基本法》賦予立法、執法和司法等權限來維護國家安全的信任與尊重。有見及此,澳門特區政府從2016年開始,相繼展開了在網絡、出入境以及反恐等領域的配套立法工作,完善或填補相關領域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保障;並於2018年9月3日頒佈第22/2018號行政法規,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構建起澳門特區有關維護國家安全事務的頂層架構,協助行政長官就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進行決策和執行協調,統籌推進相關法律制度建設,達至全方位地維護國家安全,進一步確保澳門社會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

澳門特區作為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澳門的國家安全就是國家的國家安全。為此,澳門特區政府現正進行的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配套工作,是站在國家的安全需要,是履行《基本法》要求的憲制性責任,其目的是預防在澳門特區出現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完善澳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加強有關司法和執法方面的規範,使維護國家安全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是澳門特區全面履行憲制性責任的實質體現。

國家安全得以實現當然是透過有效執法,但更有效的是對相關犯罪進行全面預防。預防犯罪在於知法和守法,知法和守法在於宣傳教育。所以,澳門特區政府在每年4月15 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舉辦國家安全教育展,向全澳廣大居民展示國家安全各方面內容,加深他們認識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提高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推動他們積極參與維護國家安全的事務,協力特區政府全面履行應有的憲制性責任。


第2/2009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生效實施九年以來,世界各國急速發展,我們國家也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國家的安全形勢亦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除了分離主義和恐怖主義外,我們國家在能源、金融和海外利益領域所面臨的安全威脅與日俱增,早前基於國際貿易糾紛而引起的國內科技安全問題,更是觸動國人的神經;其他領域的安全問題也陸續浮現和越見嚴重,比如去年此起彼落的網絡攻擊,輕則造成財產損失,嚴重者則導致社會子系統運作秩序混亂,民眾的基本生活和安全也無法得到有效保障。此外,國際形勢錯綜複雜,一些西方國家開始憂慮和抵制我們國家逐漸增強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當中更有敵對勢力以澳門為跳板,針對我們國家進行滲透和干預活動,使國家和澳門的安全問題面臨諸多挑戰。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當今國與國之間、不同社會以至當中各組成部分之間相互依存的情況越見明顯,有時一件發生於社會特定領域的個別事件所引起的效應,足以影響到一國的根本利益。換言之,國家安全的涵蓋範圍已不僅限於傳統的政治或軍事領域,還包括國土、經濟、文化、社會、科技、信息、生態、資源、核和海外利益等新興領域。在這樣的安全環境下,當某一領域出現了問題,最終有可能構成總體國家安全問題。

可見,國家安全問題並不是一般公共事務,其具有跨領域、全局性等特點,倘若按照當前各國政府普遍以專業分工構建的行政架構去處理,有可能導致危害國家安全的特定公共事務受到傳統政府管理模式的影響,而未能得到有效處理。為此,一些國家針對國家安全事務設立了相應的頂層架構,由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及相關部門官員組成,透過會商機制,協助國家或政府的領導人進行決策及工作統籌,並協調政府部門落實部署,使每一個相關的職能部門各司其職,作出符合有關政策目的的管理和執法,從而形成最大的合力,共同致力解除國家所面對的危機。綜觀目前各國的頂層架構,其名稱按照各國的政府組織形式和領導體制而不同,如美國的國家安全會議、法國的國防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等。而中國則設有國家安全委員會。

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必須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除了需要因應國家安全形勢的變化,進一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配套外,構建符合“一國兩制”的維護國家安全組織體系和運作機制同樣重要,以確保特別行政區政府不同領域的施政在頂層架構的協調下,皆能服從於國家的安全和根本利益,從而妥善、依法、有效地維護國家的總體安全,並運用“一國兩制”的管治優勢,從體制上提供應有的安全保障,進一步確保澳門社會繁榮穩定、廣大居民繼續安居樂業。


眾所周知,在社會面臨危機時,如果與民眾安全密切相關的資訊傳播暢通無阻,將有助於穩定民眾的情緒,亦有利於當局有效開展應對工作,相反,若虛假傳言四起,政府若未能及時闢謠,或即使政府已經採取有效措施,但是不安和焦慮都將影響每一位民眾,將可能導致部份民眾作出非理性的行為,從而可能引起社會秩序的混亂,從而進一步引起社會恐慌,使當局和社會難以同心同德、合力克服困難,最終只會危害公眾利益和每個市民的個人安危。

有鑒於此,各國普遍認同需要制止和制裁造謠傳謠行為,並視乎本國的法律傳統和實際情況,透過採取刑事制裁或者行政強制措施,或以民事權利救濟針對造謠者,以免不實資訊對個人和社會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現時,法國、瑞士和韓國等國都就虛假信息傳播予以刑事制裁,違法者可被科處徒刑或罰金;日本近期亦就立法制裁謠言展開熱烈的社會討論;在中國內地,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同樣構成犯罪,並視乎後果的嚴重性科以管制、拘役以及徒刑等不同形式的處罰。

在澳門,現行《刑法典》根據謠言所針對的對象、具體的虛假內容或/和造謠傳謠的目的,分別訂立了“公開及詆毀罪”、“侵犯行使公共當局權力之法人罪”、“以實施犯罪恐嚇罪”、“濫用及虛構危險信號罪”和“煽動集體違令罪”等予以制裁。而特別行政區政府最近正就制定《民防綱要法》進行公開諮詢,諮詢文本也建議透過改革民防行動的權力體制和運作機制、強調傳媒的社會責任,以及增設針對造謠傳謠行為的“虛假社會預警罪”,排除干擾或阻礙應對災害事故的因素,以確保當局的民防資訊在緊急事態下能夠有效向公眾傳播,使社會能夠及時作出應變以配合各項民防工作的開展。

根據諮詢文本的內容,政府建議增設的罪名所針對的,是在較為嚴重的突發公共事件狀態下的故意造謠和傳謠行為,而有關謠言是已經被證實為“虛假”而非“未經證實”、且至少會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安寧者。由此理解,增設有關罪名,所規範的情況明顯有別於《刑法典》所規定者──“緊急預防或更高級別突發公共事件狀態”下的造謠及傳謠行為。該罪名旨在填補現行刑事法律未能關注或兼顧的、有損澳門根本利益的情況,所針對的顯然是存心要讓社會在危急情況下產生恐慌和混亂的造謠和傳謠者;其出於惡意而生成的謠言,絕不是言論自由之列。

而且,經比對目前各國涉及造謠和傳謠的刑事規範(見下表),未來《民防綱要法》新增設的“虛假社會預警罪”的適用明顯受到嚴格的限制,只能針對特定民防事故狀態(緊急預防、拯救、災禍或災難級別)下的造謠和傳謠行為,且其罰則只為最高三年徒刑,較該等國家訂定的罰則為低。

實際上,上述措施只是眾多確保災害事故期間民眾的知情權和資訊權的一項措施,特區政府在諮詢文本中,一方面建議加強民防架構的信息匯集和統籌功能,透過調整民防的權力架構、設立民防協調實體以及賦權、授權和完善工作指引,優化民防資訊的收集、傳遞和發放環節,盡快向公眾發佈民防資訊,另可及時闢謠以正視聽;另一方面,正由於媒體作為廣大民眾獲取各類訊息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在大災大難當中的作用更顯突出,政府建議透過強調媒體在傳遞民防資訊的社會責任,確保有關信息傳播途徑的多元化和暢通,讓市民及時得悉並作出防備和應對,以達至更好的防災救災效果。

將來的《民防綱要法》重申或強調媒體的有關責任,實際上只是把現行民防法令的有關規定更加明晰化,主要取決於該媒體是否屬於民防架構的成員,而分為兩個層面去理解:

第一個層面,如果有關媒體屬於民防架構的成員,按照現行的民防法律的規定,其本身已負有法定責任及義務,在民防架構啟動後,其有義務協助政府推送相關訊息,違反者將承擔法律後果;

第二個層面,如果有關媒體不屬於民防架構的成員,他們當然不受上述義務的約束;然而基於他們對社會大眾獲取資訊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故政府鼓勵媒體主動優先發放民防訊息,肩負起社會責任。

因此,無論是革新民防體制和運作機制,還是增設針對特定民防狀態下造謠傳謠的罪狀,又或者是藉法律重申媒體在此期間的社會責任,實非藉此貶抑現行法律所確認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反而在於促進社會各方在危急情況下基於共同利益形成共識,衷誠配合,共同阻遏謠言行為對公共秩序和安寧的滋擾和破壞,並根據可靠的資訊調整自身的行為,合力應對災害事故,濟眾安民。

造謠傳謠罪的地區比較
國家或地區罪名(譯名)/罪類/罪狀適用時機罰則
法國《刑法典》恐嚇實施破壞、改變形態或毀損以及虛假預警罪任何時候最高兩年徒刑或三萬歐元罰金
瑞士《刑法典》引起公眾恐慌及預警罪任何時候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韓國《電氣通訊基本法》以危害公共利益為目的,利用電訊設備公然散佈虛假消息任何時候最高五年徒刑或五千萬韓圜罰金
印度《資訊科技法》以擾亂、造成不便、造成危險等為目的,利用電腦或通訊設備傳送虛假資訊任何時候最高三年徒刑並科罰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編造、故意傳播虛假險情、疫情、災情、警情等信息任何時候嚴重擾亂社會秩序者,處以最高三年徒刑、拘役或管制;造成嚴重後果者,處三至七年徒刑
本澳《〈民防綱要法〉諮詢文本》“虛假社會預警罪”(建議)“緊急預防或更高級別突發公共事件狀態”(建議)最高三年徒刑(建議)

出入境管控的目的,不僅在於確保通關的安全和秩序,更在於透過多元化的預防、管理和控制手段,在保證一地持續向世界各國開放的同時,盡可能減低當地受到各種安全威脅的可能性,從而有效維護其內部安全。在一系列相關的出入境管控措施當中,尤以禁止入境措施最為典型、管控和預防效果也顯而易見,因而成為世界各國在出入境管控方面普遍採取的政策和立法取態。

就以歐洲大陸為例,無論是在歐盟層面還是在奉行大陸法系的成員國層面,基本上都制定了禁止入境法律制度,透過對特定人士的通行權利採取合法的限制,以確保及時、有效地維護區內或本國國內的公共安全。

一、歐盟的禁止入境法律制度

在區域融合程度最高的歐盟,其成員國或外國公民在歐盟成員國之間自由流通並非毫無限制。根據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2004年公佈有關成員國公民及其家屬自由通行和居留權利的第2004/38/EC號指令第二十七條,某成員國當局有權基於他國個別公民的行為對本國的公共秩序、安全和公共衛生構成現實、即時且嚴重影響本國社會根本利益的威脅,採取措施阻止其本人及其家屬自由通行。

上述指令第二十七條也規定,有關措施不能作為一般的預防性措施而實施,必須根據個案和當事人的實際情況作出判斷;當涉及公共安全的考慮時,不得以被針對人士過去被定罪作為禁止入境的依據。此外,指令也明確了成員國當局在採取禁止入境措施時,須確保措施屬必要、正當和適度。

二、葡萄牙的禁止入境法律制度

作為歐盟成員國的葡萄牙,在實施出入境管控時除了需要遵守上述指令外,其國內制定的第23/2007號法律《通過外國人入境、居留、出境及驅離本國的法律制度》(Aprova o regime jurídico de entrada, permanência, saída e afastamento de estrangeiros do território nacional)第三十二條亦已訂明,當局有權拒絕對該國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等社會根本利益構成危害或嚴重威脅的外國公民入境:

Artigo 32.º

Recusa de entrada

1 — A entrada em território português é recusada aos cidadãos estrangeiros que:

a) Não reúnam cumulativamente os requisitos legais de entrada; ou

b) Estejam indicados para efeitos de não admissão no Sistema de Informação Schengen; ou

c) Estejam indicados para efeitos de não admissão no Sistema Integrado de Informações do SEF; ou

d) Constituam perigo ou grave ameaça para a ordem pública, a segurança nacional, a saúde pública ou para as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de Estados membros da União Europeia, bem como de Estados onde vigore a Convenção de Aplicação.

2 — A recusa de entrada com fundamento em razões de saúde pública só pode basear-se nas doenças definidas nos instrumentos aplicáveis da Organização Mundial de Saúde ou em outras doenças infecciosas ou parasitárias contagiosas objecto de medidas de protecção em território nacional.

3 — Pode ser exigido ao nacional de Estado terceiro a sujeição a exame médico, a fim de que seja atestado que não sofre de nenhuma das doenças mencionadas no número anterior, bem como às medidas médicas adequadas.

譯文大意為:

第三十二條

拒絕入境

一、 外國公民基於以下原因而被拒絕入境:

a)屢不符合入境的法定條件;

b)被申根情報系統列為不獲接納者;

c)被移民及邊境局的情報綜合系統列為不獲接納者;

d)對本國、歐洲聯盟成員國以及《適用申根協議的公約》生效國的公共秩序、國家安全、公共衛生或國際關係構成危險或嚴重威脅。

二、僅以世界衛生組織採用的手段所界定的疾病,或者是傳染病或寄生蟲傳染病,方可作為拒絕入境的公共衛生理由。

三、第三國公民可被要求接受醫學檢查,以證明其未患有上款所指的任何疾病或已採取適當醫療措施。

根據該國執法和司法實踐對有關條文所形成的見解,出入境當局在一般情況下,必須就被針對人士當時現身葡方口岸的實際情況是否可能對本國構成即時和實質的安全威脅作出判斷,從而決定採取上述措施。也就是說,有關措施僅能針對具體人士和具體情況,同樣不可作為一般安全預防手段。

三、主要的制度差異

然而在適用對象方面,歐盟基於其內部人員流動性極高的現實,有關制度對禁止入境對象的規定更為嚴厲,被針對對象有所延伸,旨在為歐洲社會尋求更大的安全保障。而在葡萄牙,禁止入境制度設立的目的除了維護公共秩序和公共衛生以外,更包括維護該國、歐盟成員國以至適用申根協議各國的國家安全和對外關係,因而受措施影響對象的範圍和類別同樣廣泛。

四、結語

總括而言,歐盟和葡萄牙針對外國公民採取禁止入境的措施和行為,始終都受到法律的嚴格約束。正如澳門的相關制度一樣,歐盟和葡萄牙的禁止入境制度一般並不容許當局就個別人士能否入境進行事前判定,僅以有關人士現身出入境口岸當時的情況,依程序即時評估其對本國內部安全所帶來的影響,從而依法採取相應措施,並設有保障程序或機制讓被禁止入境人士可就當局的決定提出上訴,確保有關制度和措施免被誤用或濫用,以達至應有的出入境安全管控效果。

另外,就適用的領域而言,儘管規範的形式和表述的方式有所差異,但從實際規範的內容而言,葡萄牙的禁止入境制度與本澳的禁止入境制度基本一致。


澳門的總體安全情況雖然持續保持穩定,但隨著國際和鄰近地區的安全環境越趨複雜、各國出入境管理制度的變化,以及本澳社會經濟發展、管轄範圍的擴大,使得不法份子或會利用澳門與其他地區在出入境管控方面的政策或制度差異所形成的“窪地效應”,並藉本澳地小人多、人員高流動性之便利環境流竄作案的風險增加,從而為社會治安帶來隱憂。

城市安全是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已將完善並加強出入境管控法律制度,作為構建高效安全體系的重點工作之一,並自2018年5月8日起展開為期三十天的公開諮詢,冀就如何完善本澳出入境管控法律制度廣泛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務求在促進便利商旅的同時,能夠建立起一套更完整、細緻及適當的管控、預防和反應機制,確保能有效預防跨境犯罪、恐怖主義及其他嚴重犯罪,配合澳門的發展與安全的需要。

就非本澳居民的出入境管理方面,在眾多建議引入的管控機制和手段當中,包括了酒店經營者登記並在指定期間向有權限當局通報入住旅客資料的義務,以及有關資料的存取、傳輸和使用等方面規定,旨在執法部門據此及時更好地掌握酒店住客在澳期間的入住分佈情況,以便有需要時採取相應的安全管理措施,確保社會治安和民眾安全。

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普遍認為上述法定義務對國家安全、反恐或內部保安具有極大的作用。英美法系國家均有法律規定,酒店須對本國或外國住客資料進行登記和保存,以便在有需要時按警方或權限當局要求出示有關紀錄。在歐洲,特別是在遵守《適用申根協議的公約》的國家(“申根國家”),酒店或同類場所經營者必須對外國住客進行登記,並將有關資料通知警方或出入境管理部門。同類做法亦見於中國內地和台灣地區,台灣地區的規範性文件還規定酒店經營者須每天向當地警方傳送入住旅客的登記資料。澳門方面,是次修法擬引入的登記和通報制度,只是在現行第16/96/M號法令第47條所確立的義務的基礎上,參考了“申根國家”的做法而作出的建議。

酒店經營者在旅客資料管理和通報方面的應遵義務,對酒店及其從業人員的安全保障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亦填補了本澳在這方面的制度空白,從而減少了警方在出入境和安全管控工作上的困難,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澳門的安全風險;同時,有關義務亦是本澳警方推進構建相關大數據應用系統的必要配套,為發展智慧警務、提升警務決策和執法效率,奠定良好的基礎,有利於執法當局實現更具成效的出入境管控和安全管理。然而,上述制度設立與否,歸根究底都是安全治理的問題,有賴政府、業界和社會大眾以公共安全這一共同利益為重,就相關安全問題以及制度的方方面面持續進行充分溝通,為實現裨益社會的公共安全管理凝聚共識。


今年三月,本辦公室人員透過本欄目發表題為《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文章,指出基於現行《維護國家安全法》所保護的利益的根本性、重要性和複雜性,有必要在執法主體、調查取證和強制措施等方面,為其訂定專屬的刑事訴訟規定,完善本澳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並確保其有效實施,以應對國家安全新的發展形勢和趨勢,藉此與市民交流、分享他們近期在這方面的一些研究心得。讀罷有關文章,一方面本人十分認同和讚賞他們這種實事求是、主動開展理論探究的精神和做法,另一方面,本人亦希望藉著本期欄目,談談個人對完善本澳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一些看法。

第2/2009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制定和生效實施,從形式上,體現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3條的規定初步履行了當中規定的憲制性責任,填補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空白,同時,無疑對本澳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秩序,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對上述法律的具體內容進行仔細分析,可以看出,《維護國家安全法》只是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3條列舉的危害國家安全的七種嚴重犯罪,屬實體法的內容,但是,明顯缺乏了本澳特別單行刑事法律一般必備的執法主體、搜證手段、證據要求以及訴訟程序等專屬規範,無法體現《維護國家安全法》懲處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的獨特性,也無法滿足實際執法、偵查和訴訟工作在程序上的特別需求。

例如從程序法方面考慮,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屬於最嚴重的刑事罪行,且當中必然涉及國家機密,故更需要特別的制度對案件的管轄權、調查、控訴和審判等予以更具針對性的規範,使各當事方的訴訟權利和國家利益均得到合理的保障。又如在實體法方面,適時對新的安全狀況作出規範,將有助減少或避免出現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處於無法可依的局面。此外,透過修法訂明執法主體並賦予其權限,這樣便可便利執法部門履行法定職責,確保依法執法和專業執法,避免出現濫權和消極執法現象,亦可防止非法定部門越權,從而保障依法執法。

另外,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迅猛發展,綜合國力越來越強,在國際上發揮的作用更加明顯,引起一些西方國家的憂慮和抵制,因此,這些國家針對我們國家所進行的滲透和干預活動已經變本加厲,手法層出不窮,加上當前恐怖主義和各類高智能犯罪活動肆虐全球,國家在不同領域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遭受越來越多的衝擊和破壞,國家安全正面臨著更嚴峻的威脅和挑戰,對此我們國家已於2015年制定及頒佈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其內容涵蓋了經濟、文化、社會、科技、資訊、生態、資源、核和海外利益等非傳統領域,構成“總體國家安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澳門在國家安全方面同樣面對相同的威脅和挑戰,也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樣義務;但是,現行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僅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3條所列舉七種傳統危害國家安全的嚴重犯罪的構成及其處罰作出規定,顯然只限於維護國土安全、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等傳統意義的國家安全的執法工作,並不能從“總體國家安全” 的角度開展必要的、全面的執法工作。可以說,從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配套方面和維護國家的總體安全方面考慮,現行的《維護國家安全法》仍然缺乏可操作性和完整性,也說明澳門特別行政區仍未全面履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3條規定的憲制性責任。

因此,站在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高度上,《維護國家安全法》確實有必要作出適當的配套或完善,只有這樣,才能擺脫其單純作為框架性法律的擺設現狀,從而確保其相關的制度能夠得到真正有效的落實和執行,以應對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安全形勢。

國家安全是保障公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基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安全依賴於國家安全這一基本保障,沒有國家安全必將影響國計民生和澳門地區的安全,也談不上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因此維護國家安全,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廣大居民的共同義務和義不容辭的責任。也因此,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法律配套,需要社會各界積極發表意見,凝聚社會最大的共識,共同推動開展此項工作,從而使國家安全和澳門的地區安全得到更好的法律保障。

保安司司長

黃少澤

2018年4月16日


各位居民,大家好!

今天是全國連續第三年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內地不同省市都舉辦了相關的教育活動,推廣普及國家安全的知識。澳門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當然義不容辭響應,為此,特區政府與中聯辦合作,共同主辦第一個《國家安全教育展》,通過圖文並茂的詳細解說,還有視頻的配合,向澳門居民展示和宣傳國家安全的觀念和重要性。今天早上,我出席開幕式,還參觀了展覽,引發了一些感想,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國家安全 你我有責

這個展覽是以習近平主席的新時代思想以及十九大精神和全國兩會精神為指導,主要展示我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主要內容和取得的成績,以及澳門特區嚴格遵守《憲法》和《基本法》、維護國家安全所開展的主要工作。展覽開篇就明確,國家安全,全民有責。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關係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國家安全是包括港澳居民在內的每一位中國公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也是維護公民個人權利與家庭幸福的重要前提。國家安全是澳門特區社會安定有序、市民安居樂業的重要保障,國家安全與每個市民緊密相連。

正如我在今早的開幕式上所講,澳門擁有光榮的愛國愛澳優良傳統。回歸祖國以來,澳門特區嚴格貫徹落實《憲法》和《基本法》,尤其在國家安全的議題上,特區政府始終團結和帶領廣大澳門居民,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作為大家共同的責任和義務。2009年,在社會各界的普遍支持下,澳門特區順利制定了《維護國家安全法》,填補了在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空白,切實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賦予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對於維護國家安全,澳門特區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因此,我們要牢固樹立“一國”意識、憲法意識,把握好“一國”和“兩制”、《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把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在澳門不變形、不走樣。

維護國安 薪火相傳

各位居民:

維護國家安全,任重道遠,我們不單要堅定信念,鞏固已打好的工作基石,更重要是因應新時代的變化,持之以恒地為維護國安全作出澳門特區應有的努力和貢獻。這一點,又關係到我們需要培養教育年青人正確和準確認識國家安全的觀念,關係到我們一代一代人愛國愛澳力量的薪火相傳。澳門回歸十八年來的經歷清楚表明,國家好,澳門才好,只有國家整體的安全穩定,才有澳門特區的繁榮發展和居民的安居樂業。今後我們會繼續帶領廣大居民愛國愛澳,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確保“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並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更大的貢獻。

去年我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前夕發表的感言就表明,我們會通過多種形式的宣傳教育,增強居民的國家安全意識。這次的“國家安全教育展”,是澳門特區第一次舉辦類似的活動,今後我們會繼續舉行,並不斷探索用多種方式宣傳國家安全觀念,讓國家安全不斷深入人心。

最後,我鼓勵大家把握時間去看看這個展覽,認識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謝謝大家!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行政長官辦公室)




在眾多刑事不法行為中,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的特徵、情節和影響等遠較一般犯罪行為特殊和嚴重,無論在實體或程序上的規範都需要予以特殊處理,因此透過單行刑事立法的形式,有利於維持澳門特別行政區刑事法律體系的穩定,也能夠體現國家安全刑事法律制度這一特別法和一般刑事法律制度的關係。

現行《維護國家安全法》便屬於單行刑法,是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列舉七種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的構成及其處罰作出規定,內容基本上與立法當時國家在維護國家安全、處罰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宗旨和事實認定等相呼應,務求體現“一國”的原則。《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制定和實施,標誌著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貫徹落實《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如實履行了應有的憲制性責任,並填補了澳門刑事法律制度在預防及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上的空白。

按照澳門的法律傳統,在單行的刑事法律中,立法者往往會因應所要制裁的犯罪而訂定與之相適應的刑事訴訟法律制度,同時補充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的規定,使有關制度得以有效運作。例如在第11/2009號法律《打擊電腦犯罪法》、第2/2016號法律《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經第3/2017號法律修改的第2/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以及第3/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等一系列的單行刑事法律中,均設有單獨的章節,分別就不法行為的處理,訂定專屬的刑事訴訟法律規定;未受專有規定規範的部份,則補充適用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的一般規定,從而為保障上述刑事法律的全面有效實施創設有利的條件。

就《維護國家安全法》而言,其所規範的內容是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統一和國家安全等犯罪行為,其調整的對象是政治性、社會秩序等方面的社會關係,其保護的利益更為根本和重要,性質更為複雜,有別於《刑法典》所調整和保護的特定方面的社會關係,因此更應就其內容特徵訂定專屬刑事訴訟規定。但現行《維護國家安全法》恰恰缺少了對諸如執法主體、搜證手段、證據要求以及訴訟程序等方面的規範,僅適用一般刑事訴訟程序的規定,導致專屬於維護國家安全的執法機制尚未全面形成,因而在法律實施過程中,難免予人片面地覺得有關法律“備而不用”、只停留在阻嚇功能的層面。

在《維護國家安全法》生效實施的這九年期間,世界急速發展,祖國國家安全已從政治、軍事等傳統領域,擴展至經濟、文化、社會、科技、資訊和生態等非傳統領域,形成“總體國家安全”,因此,《維護國家安全法》確實需要與時並進,適時作出相應的修訂,當中尤其急需藉著完善涉及相關犯罪調查取證程序,以及為發現犯罪事實真相所需強制措施方面的特別規範,同時明確相關的權限實體,從而進一步構築好本澳的維護國家安全制度,使《維護國家安全法》能夠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利器。


歲晚及農曆新年期間,按照中國傳統習俗,開爐煮食和祭祀祈福活動必不可少;然而由此而引起的火警,過往也屢見不鮮,猶幸大多能被及時發現,化險為夷。據統計,在2017年春節期間(1月25日至2月11 日,即農曆年二十八至正月十五),消防局便錄得了64宗火警,佔當年全年火警宗數的6.18%,當中佔大多數是燃燒雜物及燒焦食物。究其原因,皆出於人為疏忽,特別是燃燒冥鏹卻未確保灰燼熄滅、或煮食後忘記關掉爐具外出所致。

由此可見,農曆新年期間由於市民接觸火種的機會和頻率較平日為高,加上喜慶活動較多,市民的警覺難免有所鬆懈,對安全的重視程度有所不足,火警發生的機率亦因而增加。為減低農曆新年期間火災發生的風險,消防局今年已進行一系列防火工作,冀透過宣傳教育、安全巡查和行動部署等,在持續提高居民的防火和安全意識之餘,也加強對突發事件的應變能力,讓大眾能夠平安歡度春節。

在宣傳教育工作方面,消防局近期已走訪了多個民間團體及坊會、舉辦防火安全講座和派發宣傳單張等,並透過宣傳教育短片、電視電台廣告和燈箱海報等不同的方式加強宣傳節日防火。另外,消防局也正在各區開展針對性消防安全巡查,例如早前已聯同文化局到本澳多個世遺景點建築物進行防火巡查;近期則針對旅遊景點、大型旅遊娛樂設施和年宵花市等人流暢旺地點的消防安全進行相關工作。

與此同時,針對節慶期間在公共地方舉行的各項大型活動,消防局正採取相應的預防措施及作出行動部署,並制定了相應的工作預案,為農曆新年多個大型活動的消防安全積極準備。其中在澳門、氹仔兩個煙花爆竹燃放區及儲存區,消防局已派出人員及應急車輛在場戒備。同時,消防局亦將分別於本年2月15日晚上(農曆年三十晚)在媽閣廟,以及於3月12日晚上(“觀音開庫”日前夕)在觀音廟,派出消防車輛及人員駐守,加強對本澳世界文化遺產和危險物品消防安全的注視。

維護消防安全也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因此在新春期間,市民無論在進行祭祀或煮食,還是外出參與節慶活動時,同樣需要時刻保持防火意識,注意用電和用火安全,以及注重爐具保養及煙囪的清潔;燃氣的存放、易燃物的拋棄亦須符合法律規定。此外,市民亦應顧及自身與他人的安全和感受,切勿因一己之便利或興致,非法燃放爆竹煙花,違者將被檢控;一旦造成火警事故,更將構成《刑法典》第二百六十四條“造成火警、爆炸及其他特別危險行為”罪,面臨刑事責任。

平安度歲既是全澳各家各戶市民的共同願望,更需要全體市民克盡責任共同實現,因此不管是臨近歲晚,還是處於佳節期間,我們在歡度喜慶之餘,亦要顧己及人,注意防火,排查隱患,勿讓祝融光顧,一同守護澳門的和諧安寧。

新春將至,謹此預祝全澳市民平安幸福,萬事如意!


澳門是一個高度開放的旅遊城市,其中西文化交融的特有風格,載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歷史城區,東方拉斯維加斯以及美食之都等諸多元素,而且每年也舉辦許多不同類型的節日慶典活動,例如:除夕倒數晚會、農曆新年花車巡遊匯演、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美食節、光影節以及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等大型活動,吸引了三千多萬人次的旅客來澳旅遊觀光。

一個旅遊城市的蓬勃發展,除了具有多元化的旅遊元素之外,其安全環境更是必備的重要條件。澳門更是如此,因為其早已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發展目標,這必將貫徹開放的旅遊政策,繼續研辦更多不同類型的大型活動,以吸引更多的旅客來澳帶動經濟發展。那麼,對於面積約只有31平方公里,總人口將近65萬人的澳門來說,需要在如此高的人口密度下,為居民與旅客提供一個良好的秩序安全環境確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回顧過往澳門周邊地區曾在大型活動(如:除夕夜倒數)中發生的人踩人悲劇,揭露出人群過於聚集所潛在的危險性。經調查,發生上述悲劇的主要原因是對群眾性活動的複雜性和難以預計性等特徵,而加上預防準備不足,現場管理不力,事前沒有盡量控制聚集人數等情況下,出現大量民眾過度聚集,形成活動空間嚴重不足,使個別參與民眾失衡跌倒,引致部分人群爭相走避而令場面失控,繼而引發骨牌效應的摔倒、疊壓,從而釀成多人死亡和受傷。

我們從上述悲劇中可以清楚看到人潮管制的重要性,尤其在地窄人多的澳門發生此類事件,必然對人群疏散和拯救等工作帶來極大挑戰,後果將不堪設想。人潮管制是透過限制人群數量及聚集地點,避免失控或釀成騷亂,大型節日慶典、遊行示威、運動比賽等各類活動,以至傳染病大爆發、生化危機等特殊情況,只要人多聚集,就應該實施管制措施。

有鑑於此,警方針對一些大型慶典或團體活動,預計會有大量人群聚集,對社會秩序構成一定風險,且有機會發生一些不可預見的公共安全事件。故在上述活動舉行之前,警方會評估當前的形勢,界定風險,以便採取相應的警務措施,防止突發事件發生,保障各項活動順利進行。活動期間,警察總局會聯同海關、司法警察局、治安警察局及消防局等部門啟動“大型活動指揮中心”,透過各部門的通力合作和積極溝通,迅速對突發事件進行處理。在必要時,採取人潮管制措施,以維護有關活動區域的秩序安全,並即時通過多種途徑發佈訊息,包括透過電視文字訊息、電台及手機應用程式等,令市民及旅客即時掌握市面人流實況,選擇合適的出行路線及時間,保障他們出行的安全和順暢。

我們知道在澳門如此狹窄的公共空間實施人潮管制措施,難免對廣大市民日常生活,尤其是出行方面造成一定的影響。然而,個人日常生活與秩序安全的關係是密不可分,沒有秩序安全必然會對市民的人身安全造成影響,更會影響澳門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為此,我們理應以主人翁的態度,積極配合警方在大型節假日期間採取人潮管制措施時的有關指示,共同努力為澳門營造一個良好的秩序安全而創設有利條件,助力澳門打造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當然,警方將積極根據澳門實際情況,適時聯同旅遊及交通等職權部門,盡最大努力去開展本澳大型節假日期間的有關工作,在確保本澳社會秩序安全的同時,保障廣大市民和旅客的出行便利。


近年來全球公共安全形勢複雜多變,不少國家和地區為了應對各種安全問題,紛紛制定一系列與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民個人自由相關的政策和法律,在立法及其後執行過程中引起了當地以至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爭議,甚至產生針鋒相對的意見。在各種意見當中,存在兩種比較鮮明的對立觀點:一種認為,公共安全是個人自由的前提,提升公共安全才可確保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的有效行使,故此,適度捨棄個人的權利或自由是理所當然的;另一種則認為,削弱或犧牲個人自由來造就公共安全,將導致公權力和個人權利失衡,令人擔憂個人權利和自由可能越來越受限制。

在澳門,關於公共安全和個人自由的公開爭議主要體現在集會、遊行及示威等權利方面,法院也審理過不少這類案件。例如,終審法院在第18/2017號案件中,認同警方有權以出於公共安全、維持公共秩序和安寧方面的考慮為理由,在申請團體所要求的較大範圍的地點之內劃定一個區域,代替該團體申請在關閘廣場風雨廊覆蓋的行人通道內舉行連續15天,每天從7時30分至21時不間斷地進行集會或示威等活動。我們都知道關閘廣場是一個人流極為密集的區域,風雨廊覆蓋的行人通道內長期有數以百計的人通行,假如警方允許該團體在那裡舉行集會或示威等活動,一旦遭到大面積佔據或堵塞,將嚴重妨礙公眾通行,影響公共秩序及安全。可見,警方有必要依據法律賦予的權力,對集會或示威人士申請舉行的地點,以及廣大居民日常交通出行的權利進行協調,各方無可避免地需要互相退讓部分權利,並透過警方依法執法,實現各方權利之間的平衡,才能確保任何人的權利都得到尊重,從而維持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使各方權利在此安全環境下均得以實現。

終審法院在另一宗關於集會和示威的上訴案件(第28/2016號)中更明確地指出:“雖然有示威權,但不能因此項權利而令整個城市陷入癱瘓。還有其他的一些需要平衡的利益,其他人也有在馬路上通行的權利,人、物及車輛的交通不能完全停滯,因為即使正在進行示威,也還是有人會生病並需要被送去醫院,還是有犯罪並需要予以打擊,人還是要吃飯,遊客也不會停止進入澳門等等。也就是說,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維持和安寧的日常需要必須予以確保,而公共道路的暢通是這一保障的一項條件。有職責維護這些需要和公共利益的是治安警察局。”

上述例子說明現實當中不可能存在絕對的自由,在無序混亂的環境下,任何人的自由和安全實質上毫無保障可言。由此可見,公共安全是個人自由的前提下,法律對此賦予警方維持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法定職責。所以,當各方的個人自由出現矛盾時,警方有義務依據法律對各方之間行使的自由進行協調,使他們不同的自由均可在公共安全的環境下予以實現。假如任何人士沒有遵循其與警方取得共識的方式去實施其個人自由,警方即可依法命令有關人士遵行,並對違令者實施法律賦予的權力,回復應有的公共秩序,維護公共安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士認為警方在保障公共安全而對他們行使其個人自由構成不合理的限制時,可根據法律所賦予的方式進行權利救濟,請求恢復其應有的自由及其幅度。

綜上所述,在法治的社會中,公共安全是個人自由得以實現的前提,當兩者出現衝突時則需要由第三者─警方根據法律對此進行調節,避免公共安全受到損失,否則各方的自由不可能有效實現。因此,我們在追求實現個人自由時,也有遵守法律的義務,更應從我們所身處的社會以至國家的角度出發,共同尊重法律共同追求的目標─公共安全,繼而在公共安全前提下去實現各自的個人自由。


近年,多個國家發生了多宗恐怖主義襲擊事件,造成大量人員死傷,其中比較近期和突出的包括:2016年7月14日深夜,法國尼斯一輛大卡車撞向正在觀看國慶煙花表演的人群,造成至少84人死亡,202人受傷;2017年6月3日晚,英國倫敦接連發生兩宗襲擊,襲擊者駕駛一輛汽車在倫敦橋衝撞行人,隨後再開往附近的博羅市場,並持刀行兇,兩次襲擊造成至少平民7人死亡、48人受傷;同年10月1日,一名槍手在美國拉斯維加斯某酒店高層房間內,向遠處正參與露天鄉村音樂節的人群亂槍掃射,造成至少59人死亡和527人受傷;同年11月5日,美國德克薩斯州薩瑟蘭斯普林斯鎮一所教堂發生槍擊事件,造成27人死亡、多人受傷。

在一般人的認知中,恐怖主義襲擊通常是由恐怖組織通過精心策劃有組織暴力事件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行為,這些組織具有完整的人員培訓體系、雄厚的資金支援以及由各種專業人員支撐起的技術系統,按照一定的意識形態和工作準則去建立架構、制定計劃和執行任務。但上述嚴重襲擊事件與傳統的恐怖主義襲擊有着明顯的不同:首先,襲擊行為並不完全是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達至威脅國家政權的目標,更多可能是藉此來表達個人的訴求或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從而引起社會對其的關注;其次,襲擊不具組織性,行兇者大多沒有與恐怖組織建立關係,也不受其指使及協助等,可能僅受到源自不同渠道的恐怖主義資訊的渲染後自行施襲,即所謂“獨狼”式襲擊;最後是襲擊的手法已不單純局限於槍支彈藥等手段,而是更多利用日常生活所接觸的工具,如駕駛私人車輛傷害群眾,以達至恐襲的目的和效果。由此可見,恐襲行為的影響不斷瀰漫,對社會治安帶來極大的挑戰,讓人防不勝防。

另外,在國家的強力支持,以及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市民的共同努力下,澳門社會治安仍然保持穩定,澳門亦正致力發展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然而在全球恐怖主義的威脅下,澳門更需要居安思危,做好所需的防範和部署,阻止恐怖份子伺機危害國家及澳門的安全。鑒於防範恐怖主義活動是澳門維護國家總體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保安當局必須掌握現今世界恐怖主義活動的最新形勢,並結合本澳的實際情況,採取相應的保障措施,例如:

一是透過立法,及早完成構建網絡安全和防範及應對恐怖主義的體系,提升社會、政府和執法部門對資訊安全和恐怖主義活動的重視程度和應變能力,對網絡異常情況和其他可疑活動作出有效預警,確保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行。

二是逐步推進智慧警務的發展,以及加快設立預警和調查恐怖主義犯罪的專責部門,借助警務大數據應用的研究成果,強化搜集及分析涉及恐怖主義犯罪活動情報資訊的能力,提前評估本澳的總體安全風險,依法開展反恐監測、預警及訊息通報,實現有效防制。

三是實施科學的公共秩序管理,透過諸如人潮管制等措施,及時疏導交通和聚集的人群,致力減低引發意外事故的風險。

四是建立覆蓋海陸的立體防控體系,尤其是在各口岸、海域及沿岸,以及離島偏遠、地勢險要的地方做好相應的管理和執法資源部署,防止恐怖份子利用澳門的自由港地位和獨特的地理環境從事不法活動。

誠然,在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城市安全以及每個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同時,法律賦予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不受侵犯同樣需要保障,這當中還包括如何看待社會發展所派生的未知或新型權利與利益;但同樣肯定的是,我們每一位居民都是國家和澳門安全的責任人,澳門和我們的安危,必然繫及國家的安全。因此在相關制度建設的過程中,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社會都應該從總體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積極思考,衷誠合作,求同存異,為營造安全和自由開放並重的發展環境共同努力。


澳門自回歸祖國以來,隨着博彩業的開放,社會迅速發展,人口增至現時約六十多萬,大型基建、酒店亦相繼落成並投入使用,每年訪澳的旅客人數高達約三千萬人次,已成為世界人口最為稠密的前列城市。試想像,在澳門這樣一個人口極為稠密的彈丸之地一旦發生大型火災,其對市民的生命財產,以至社會日常運作的影響將無法估計。

“火無情,勿輕視”。火災的發展速度非常快,往往在數分鐘內便可由小火演變成大面積的火災。倘若發生火災的地方存有易燃物品,火勢更是一發不可收拾,誠如近年世界各地時有發生一些大型的住宅及工商廈火警,包括在早前英國某城市的一幢建築物因外牆飾面材料發生的住宅火警,以及鄰近地區早年曾發生工業大廈火警中,都造成了大量傷亡,當中更有消防人員不幸殉職。因此,“預防勝於治療”,是防火工作的重中之重,這不只是消防局的職責,也是公民義務,需要廣大巿民積極配合。

消防局一向重視“以防為主、防消結合”的方針,防患於未然是最有效的防災方法。本澳的防火工作一向分為防火教育和樓宇消防安全條件兩個方面。樓宇消防安全方面,消防局依職權於樓宇的設計階段及投入使用前,就消防安全方面發表相應意見,並對有關消防系統進行測試,為保障市民生命及財產安全創造更好客觀條件,確保樓宇在興建的過程中,無論建築設計、建築材料、消防系統等均須符合相關法例的要求,使樓宇在落成並投入使用時,具有阻止火災發生以及向鄰近樓宇擴散與蔓延的條件,方便人群疏散及有助於消防部門人員介入。

然而從過往火警統計數據看來,大部份是由於市民的疏忽大意而引致,如忘記關閉爐火、隨處掉棄未熄滅的煙蒂以及電器使用不當導致電力過載或短路等情況而引起火警,這些火警約佔每年火警出勤宗數的一半。由此可見,倘若市民有足夠的防火意識,實在完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火警。

為此,消防局近年全力貫徹保安範疇的“主動警務、社區警務、公關警務”三個警務理念,透過社區工作以及全方位的宣傳方式,以加強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識:利用電視台、電台廣告、刊登報章、街道燈箱及巴士車身海報等方式呼籲市民注意防火安全,在消防局官方微信及相關部門的新媒體平台發放消防安全訊息;透過民間團體於社區的網絡,進行座談和聽取防火宣傳意見,將防火安全訊息帶入社區,並持續派員到全澳各區向市民、旅客及商舖員工派發防火小冊子及海報,同時亦為全澳各不同機構,尤其是學校進行消防工作推廣活動,舉辦防火講座、滅火實習及火警疏散演習……這些宣傳教育活動,除提高公眾的防火安全意識和遇到火警時的應變能力外,亦大大提升社區居民對預防火災的參與度,達至“社區防火齊參與,消防安全共構建”的目標。

本澳火警數量仍然維持在每年約一千宗的水平,當中需要灌救的比例亦有下降情況,顯示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識及對火災的警覺性有所提高。因此我們堅信,從小灌輸防火意識,是提升整個社會消防安全的最為有效的方法之一;而市民對消防局工作的大力支持、理解及積極配合,將更令本澳的防火工作事半功倍。

讓我們一起為打造宜居安全的城市而努力!


四、 煽動叛亂罪

煽動叛亂罪,它是指公然和直接煽動他人實施本法規定的叛國(第一條)、分裂國家(第二條)或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條)的犯罪行為,或者公然和直接煽動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的成員放棄職責或叛變的犯罪行為,違者可被處以一年至八年徒刑。在此,“公然”是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共見共聞之下作出,有公開的、毫無顧忌的意思;而“直接”是指行為人毋須透過中介、毫無避諱地鼓動別人實施某一犯罪行為。可見,這一犯罪的構成要件非常嚴謹,不能單從外顯的行為或作品等去認定犯罪,故澳門居民依據現行法律法規和適用於本澳有關公民、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國際公約所享有的言論、創作、學術研究等權利和自由,亦不會受到妨礙。

五、 竊取國家機密罪

本法規定的竊取國家機密罪,主要制裁的是不法獲取國家機密以及統稱為洩密的行為。而本罪所指的“國家機密”,是指涉及國防、外交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的其他屬於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有關事項且已經被確定為應予以保密的文件、資訊或物件。

不法獲取國家機密包括了“竊取、刺探或收買國家機密,危及或損害國家獨立、統一、完整或者內部或對外安全利益”和“接受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政府、組織、團體或其人員的指示、指令、金錢或有價物進行竊取、刺探或收買國家機密的間諜活動,或明知該等實體或其人員從事上述(按:即竊取、刺探或收買國家機密)活動但仍為其招募人員、提供協助或任何方式的便利”兩類行為,違者分別可被處以二至八年及三至十年徒刑;若行為人是基於其職務或勞務身份,或藉權限當局指派其執行任務之便而不法取得國家機密,則構成加重情節,分別判處三至十年及五至十五年徒刑。

洩密只能由基於職務或勞務身份,或獲權限當局指派任務而保有國家機密的人作出。洩密行為包括了“公開國家機密或使不獲許可的人接觸國家機密”,以及“接受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政府、組織、團體或其人員的指示、指令、金錢或有價物而向其提供國家機密”兩類,違者分別被判處二至八年及五至十五年徒刑。

六、 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罪

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的機關或其人員以該組織或團體的名義並為其利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叛國、分裂國家、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煽動叛亂或竊取國家機密的犯罪,由於屬於有組織犯罪,有關組織或團體會被處以罰金、禁止其澳門進行活動或解散有關實體等刑罰,其行為人也要承擔相關犯罪的刑事責任。

七、 澳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罪

澳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的機關或其人員以該本地組織或團體的名義並為其利益,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接受上述所指外國實體或人員的指示、指令或收受金錢或有價物;協助該外國實體或人員收集、預備或公然散佈虛假或明顯有所歪曲的消息,招募人員或為招募活動而提供集會地點、資助或宣傳等便利,作出承諾或贈送,或者恐嚇或欺詐他人),作出叛國、分裂國家、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煽動叛亂或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屬於有組織犯罪,這些組織或團體會被處以罰金、禁止其澳門進行活動或解散有關實體等刑罰,同時其行為人也要承擔相關犯罪的刑事責任。

在處罰預備行為及附加刑方面,由於《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條至第七條規定的罪名,其嚴重性不如第一條至第三條的叛國、分裂國家、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等罪名,故立法者不就第四條至第七條所指犯罪的預備行為作出懲處;然而考慮到《維護國家安全法》各項罪名較一般刑事犯罪嚴重,因而訂定了附加刑:若行為人是自然人,可被處以中止政治權利、禁止執行公共職務、驅逐出境或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及受法院強制命令約束而禁止或限制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活動等附加刑;如行為人是法人,則可被處以禁止進行活動、剝奪獲公共部門或實體給予津貼或補貼的權利、封閉場所、永久封閉場所以及公開有罪裁判等附加刑。

透過連續兩期介紹《維護國家安全法》規定的罪名和相應刑責,冀能幫助大眾認清自己既為中國公民、亦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應有責任,從而同心同德建設澳門,為助益國家和澳門社會多作貢獻,堅拒危害國家和澳門安全的內在或外部威脅,切實維護國家的總體安全。(完)


2009年3月3日,第2/2009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正式生效,這標誌着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貫徹落實《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如實履行了應有的憲制性責任,並填補了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空白。

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十條的規定,其適用範圍是採用“屬地原則”和“屬人原則”相結合,即其效力溯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註冊的船舶或航空器內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也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或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產生法律效力。

法律規定及處罰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有七種,包括叛國(第一條)、分裂國家(第二條)、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條)、煽動叛亂(第四條)、竊取國家機密(第五條)、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第六條)以及澳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第七條),以下就各罪狀及相關刑事責任逐一簡介:

一、叛國罪

叛國罪,它要制裁的是背叛國家的行為,只有一國公民才對其國家負有無可爭議的效忠義務,所以犯罪主體只能夠是中國公民。澳門自古以來就是國家不可分割的領土,身為中國公民的澳門居民,當然需要負起責任,效忠自己的國家。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法》第一條規定:(1)加入外國武裝部隊械抗國家;(2)意圖促進或引發針對國家的戰爭或武裝行動,而串通外國政府、組織、團體或其人員;或(3)在戰時或在針對國家的武裝行動中,意圖幫助或協助執行敵方針對國家的軍事行動,或損害國家的軍事防衛,而直接或間接與外國協議或作出具有相同目的的行為,都構成叛國行為。簡而言之,一旦作出上述行為,等同於違背對國家的效忠,即觸犯叛國罪,可被處以十年至二十五年徒刑。

二、分裂國家罪

分裂國家罪,它是指以暴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試圖將國家領土的一部分從國家主權分離出去或使之從屬於外國主權的行為。其中(1)侵犯他人生命、身體完整性或人身自由;(2)破壞或妨害交通運輸安全或通訊安全;(3)縱火、釋放有害致命物質、污染食物或食水以及傳播疾病等;(4)使用核能、火器、燃燒物、生化武器、爆炸裝置或物質、含危險裝置或物質的包裹或信件,都屬於該法律條文所規定的“其他嚴重非法手段”,凡觸犯本罪的任何人不論國籍,一律處十年至二十五年徒刑。

三、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它是指透過上指的暴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試圖推翻中央人民政府,或阻止、限制其行使法定職能,該不法行為侵害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管治秩序,行為人可被處以十年至二十五年徒刑。

由於澳門的刑事法律制度已確立對重大犯罪的預備行為予以處罰的原則(如現行《刑法典》針對妨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以及澳門社會的基本運作等嚴重犯罪的預備行為,均予以處罰),故就上述三種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而言,其涉及戰爭與和平、國家統一和政權穩定問題,關乎中國的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行為極具嚴重性,澳門特別行政區理所當然對相關預備行為予以處罰,方符合澳門刑事法律制度的一貫精神和原則。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法》有關規定,針對叛國罪、分裂國家罪和顛覆中央政府罪的預備行為,皆處以最高三年徒刑。(待續)


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依法享有高度自治,但是,與此同時,作為國家的一份子,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及澳門居民都須負起義務,禁止任何有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統一和國家安全的行為,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第23條已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國家藉上述授權,要求澳門透過本地立法,禁止和懲罰上述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全面貫徹實施《基本法》,填補澳門在這方面的空白,一方面體現中央政府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能夠如實履行上述憲制性責任予以充分信任,另一方面也體現國家尊重《基本法》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

為此,早在2002年開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便醞釀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經過多年的研究和準備,2008年10月22日,時任行政長官何厚鏵正式宣佈啟動為期40天的《維護國家安全法》的諮詢工作,期間特區政府透過各種渠道和途徑,包括郵寄、傳真、電郵、各場諮詢會以及本地報章等,深入社會各界收集意見;行政長官亦親率相關施政領域的司長先後出席了6 場介紹及諮詢會,政府還應社團的邀請派出代表參加了19 場座談會、講解會和諮詢會,就《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條文進行解釋、答疑以及聽取社會意見和建議,以期進一步完善草案。在共25場的介紹諮詢活動中,出席人數共6,020人,參與的社團有456個,發言人數234人次。

諮詢期結束後,特區政府共收到784份意見(657份屬個人意見,屬團體的佔127份),當中逾百分之86的個人意見和近百分之97的團體意見贊成立法。

2009年2月25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經嚴謹審議後,以絕對多數贊成票,細則性通過澳門特區政府提交的《維護國家安全法》法案;同年3月2日,第2/2009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正式生效,共有15條條文,規定了叛國、分裂國家、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以及澳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等七種犯罪行為及其罰則,同時亦就法人的刑事責任、附加刑、減輕等方面作出規定。

從《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立法過程可見,澳門居民具有強烈的國家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普遍認同立法有效保障國家安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和支持立法,始終以嚴肅、審慎的態度看待此一國家和澳門的大事。就法律本身而言,條文內容從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等方面出發,同時廣納民意,準確反映了《基本法》第23條的原則性規定;另外,法律的制定亦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關國家安全最高性的規定,確保居民在自由行使個人權利時,不對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構成侵害。

因此,《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制定,既確保國家對澳門行使主權,也照顧到澳門實行“一國兩制”的社會現實,以及澳門居民法定的權利和自由,使得國家和澳門社會得到了可靠的法律和安全保障,為澳門的繁榮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也為澳門居民的個人發展提供了良好而安全的環境,讓我們能夠依托國家和澳門的安全安居樂業、尋求發展。


世界已進入信息化的時代,互聯網正逐漸與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深度融合,我們在網絡上開放流通的資訊將越來越多,各地政府運作和重要設施的各類訊息也越趨公開化,網絡空間由此成為了國家的“無形疆域”,使得國家實際上變得更加脆弱和更具風險。試想網絡安全存在漏洞,資訊安全未能得到切實的保障,像由“黑客”發動全球網絡攻擊,導致多國政府部門、關鍵基礎設施、企業甚至公共衛生體系被勒索贖回敏感信息和資料的事件,只會不斷重演,嚴重者更可造成金融體系崩潰、社會秩序混亂,以至政府無法實現有效管治,危害一地以至國家的整體安全,其對國家、社會和個人的危害程度甚至超越戰爭。

可見,信息化與網絡安全以至國家安全之間關係密切,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信息化是當代國家和人類發展的命運之鑰,但缺乏網絡安全的信息化,不僅無助於國家發展,更會置國家和個人於危牆之上。

澳門也在積極推進信息化以促進發展,特區政府以建設智慧城市、推動產業與互聯網融合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其中一個規劃目標,現正就大數據時代發展規劃進行積極研究。正因如此,我們在推進澳門實現信息化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網絡安全問題不容忽視。

澳門作為國家的一分子,澳門的安全與國家安全密不可分,本澳的網絡安全也是國家網絡安全的有機組成部份,理應從特區和國家的總體安全角度考慮,有效配合國家網絡安全的整體規劃,開展澳門的網絡安全工作。為此,特區政府現正致力構建切合澳門實際情況的網絡安全體系,並就設立相關的決策、諮詢和執行機構及專責部門進行研究,以期完善本澳相關的防範體系。2016年底,本澳網絡安全制度框架法律的草案已經完成並提交行政會,相關部門現正就草案的具體條文進行深入探討和進一步完善。同時,特區政府也在開展與網絡安全體系組織和資源配置、技術標準以及配套法規制定等有關的工作,期望將來網絡安全體系投入運作後,能夠為政府、公用事業和其他社會領域重要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系統提供有效的保障和支援,並為一般市民安全使用網絡及時提供指引和警示。

另一方面,網絡安全也需要每一位澳門市民高度重視、參與其中和積極配合,確保網絡安全體系的構建和運作在維護本地以至國家安全的過程中,能夠切實發揮應有的作用,使網絡安全成為國家和澳門安全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和必要保障。

網絡安全既是國家安全的前提,也是個人安全的保障,關乎國家、澳門社會各個領域的安全和每位澳門居民的切身利益,因此維護網絡安全不能僅視作為澳門特區政府的責任,也應該是澳門社會大眾維護國家安全、促進國家和澳門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項重要工作,任誰也不能鬆懈,始能維護好澳門以至國家的網絡安全。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份,是中國領土完整的組成部份,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行政長官早前在“特首感言”中也明確指出,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因此在維護國家安全範疇,我們必須更好地理解國家安全,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安全的總體策略,做好自身各項工作,落實維護國家安全這一全民責任。

在傳統觀念上,人們普遍認為國家安全即國家不受外部威脅和侵害,一般視國防、軍事、領土完整等為國家安全的核心內容,由軍隊予以維護。但是隨着世界的急速發展,國家安全已涵蓋至其他方面,像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非軍事領域的安全同樣決定着一國的命運,影響國家的長治久安。鑒於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錯綜複雜,國家安全形勢產生了深刻的變化,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提出了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中國在政治、國土、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科技、信息、生態、資源和核領域的安全,並推進構建集上述11個傳統和新興安全領域於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透過國家與人民共同協作,實現總體安全治理,旨在促進國家的持續發展,同時也保障國家和國民的安全。

“總體國家安全觀”對國家安全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澳門特區作為國家的一部份,澳門的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份,因此,我們不能再以過去的狹窄觀念去維護國家安全,而是應該根據“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要旨和內涵去開展有關工作,致力排除各類來自內部或外部、干擾澳門社會發展的不穩定因素,防範各類危害居民、澳門乃至國家安全的風險,做好必要的應對部署,確保國家與民族復興、澳門社會繁榮穩定、市民繼續安居樂業。

與此同時,特區政府部門和公務人員亦應時刻具備總體國家安全意識,以“總體國家安全觀”所確立的標準來檢視澳門的立法和執法工作,確保相關法律制度和執法配套措施在有效實現公共管理目的之同時,也能切實保障澳門以至國家的總體安全,藉以構建和完善澳門各領域的安全體系,使之與國家安全體系緊密銜接,形成有機整體。

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成效,關乎總體國家安全能否得以全面實現。我們必須緊貼當今世界和國家的變化發展,對國家確立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作更廣泛和深入的認識,主動調整自身的態度和行為,以國家和特區的主人翁身份參與其中,大家攜手合作,方能切實維護好國家安全。


每天出門,我們總會留意自己和家人安全,總會留意社會治安,因此,安全是我們關心的事。同樣的道理,作為中國公民、同時也是澳門居民的我們,可曾關心國家安全呢?我們與國家安全又有甚麼關係呢?

從近年有關國外的時政新聞報道,我們便可得知,一國擁有安全的發展環境並非必然,如果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保障──安全有所缺失或完全失去,人民原來據此而產生對美好生活的期盼不再,國內矛盾和衝突不斷,國計民生必然受到重大影響,進而可能導致國家分崩離析甚至滅亡,最終受苦的仍是普羅大眾。

因此,國家安全關乎每一國民的福祉,它並非一些遙不可及的概念,而是跟我們有着切身利益關係的實在的事情。它是國家和人民發展的基本需要,使國家和人民的安全和利益得到切實保障;但同時它也需要國民負起責任予以維護,否則國家安全一旦受到侵害,國家和人民都要付出沉重且難以彌補的代價。

澳門與國家存在“臍帶關係”,血濃於水。《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 “澳門基本法”)第一條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分”,屬於主權國家的組成部分。澳門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國家遂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基本法》賦予澳門高度自治權,並明確承諾負責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防務,讓澳門無懼外來的入侵或戰爭,安心發展社會各項事業,同時透過不同的政策及措施,對澳門特區的經濟、金融、教育、交通、糧食、水源及能源等各項民生所需給予莫大支持。由此可見,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國家的發展和強大,也就談不上澳門特區長期繁榮穩定,澳門市民安居樂業。

另一方面,基於澳門作為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明確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為此澳門特別行政區已於2009年3月2日公佈第2/2009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而國家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也規定,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和分割,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因此,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有責任和義務維護國家的安全,以及支持和配合國家為維護國家安全而開展的各項工作。

習近平主席指出,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運共同體”。換言之,國際形勢變化、經濟全球化、高度信息化及資訊化所帶來的風險,必然影響到中國的總體國家安全,澳門作為中國的一部份,也不可能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獨善其身。因此,澳門居民當中的中國公民在維護國家安全的事業上,應以國家為出發點,以全局的視角定位,與國家一起規劃國家安全。

可見,中國的國家安全實際上與每一位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關係密切。我們應該喚起對國家興亡的憂患意識與自覺性,參透國家意識,與特區政府構築保護國家安全的“長城”。




各位居民,大家好!

明天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藉著此機會,我想分享一下這方面的看法。國家安全不是遙不可及的概念,事實上是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環顧國際社會近年發生的種種不幸事件,相信各位居民都能深切明白地區安全的重要性。我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這片相對安全的土地上安穩地生活,是立足於國家安全這個宏觀基礎上,我們共同維護國家安全,才能在澳門特區安居樂業。

國家安全關乎人民安居樂業

維護國家安全是世界各國共同的話題。澳門實行“一國兩制”,“一國”是“兩制”的基礎和前提。澳門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例子,在於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應當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是“一國兩制”的一項特殊安排,充分體現了國家對澳門的信任與尊重。

因此,在2009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順利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將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落實到本地區立法。

國家安全關乎國家興亡,更關乎每一個居民的切身利益。歷史可以證明,當代時局也可以證明,任何國家,一旦出現分裂或動蕩,就會為人民帶來災難。

政府居民共同維護國家安全
各位居民:

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廣大居民的共同義務和義不容辭的責任。國家將每年4月15日定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就是要通過多種形式的宣傳教育,增強全民國家安全意識,更好履行以人民安全為宗旨的總體國家安全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將結合國家安全意識,繼續強化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教育,鞏固和發展愛國愛澳優良傳統,通過不同渠道的宣傳教育,讓國家安全意識在澳門廣泛提升,讓廣大居民學習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知識和生活常識,懂得如何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和責任。

我們將繼續堅持愛國愛澳的光榮傳統,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堅守澳門基本法,切實履行維護國家主權的憲制責任,全面推動澳門“一國兩制”事業向前發展!

謝謝大家!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行政長官辦公室)